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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之辨

米兰—我刚刚获得了在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年会演讲的荣幸。德国经济委员会是当前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经济和商业部门。总理默克尔和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将会上讲了话。这是一次有趣的会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大会。

显然,德国(或至少政府、商界和劳动者领袖所组成的集体)仍坚持支持欧元和深化经济一体化的立场,并认为成功与否取决于旨在克服发酵中的欧元区危机的泛欧洲负担共担机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被正确地认为具有关键意义,重塑竞争力、就业和增长需要时间这一观点也获得了深入的理解(这一理解的基础是德国自身重新统一15年来的经验)。

希腊没有什么好选择,但如果想要防止意大利和西班牙财政和增长导向改革受到阻挠,就必须设法解决巨大的传染风险。在系统性风险高企的情况下,私人资本正在逃离银行和主权债务市场,导致政府借贷成本升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这反过来又威胁到金融系统的运转和改革措施的效率。

因此,中央欧盟机构(以及IMF)在稳定和朝可持续增长转型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需要它们采取行动填补私人资本逃离留下的空白,从而让改革措施得以完成并开始显现效果。IMF的角色体现着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复苏问题上的利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笔高回报投资。

在我看来,德国政客和商界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此外,这类支持(应该)以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是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改革表现为条件。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以提振竞争力和增长至关重要,且仍有待实施。

为改革减小争取时间要求将短期风险社会化。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办法可以控制债券收益率、保证银行运转,也没人能够保证必须实施的改革计划可以被批准。

因此,尽管从长期看欧元债券是可行的,但现阶段推出还为时过早,因为这意味着放宽条件,从而削弱改革实施的激励。但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在当下分担风险的最终代价不会很大,甚至还能产生净回报。

那么,如何看待被激烈讨论的紧缩和增长之间的冲突?我认为,此冲突基于一个被严重误解的基础。对德国来说,紧缩——表现为持续的工资和收入抑制——是该国于2006年完成的增长导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确保重塑灵活性、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沉重负担由全体德国人公平地共同承担。

但是,接受此信息的南欧(和大西洋沿岸)将“紧缩”解读成一个财政词汇——过快的、可能对增长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赤字削减计划,而不是让经济实现结构性调整并填补总需求空白。换句话说,南欧在用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看待紧缩。

找到赤字削减过快和过慢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很重要,而且绝非易事。但这只是再平衡的要点之一。增长是降低公债/GDP比率的关键,因此也是财政稳定的关键。与此同时,如果赤字削减太快,其好处将不及增长受挫带来的弊端。

与此同时,为了重启经济增长和就业引擎,我们还需要其他政策,而每个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所需的政策也不一样。但一般来说,都需要移除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刚性和其他壁垒;投资于技能、人力资本和其他经济技术基础;以及重建能刺激和支持(而不是妨碍)结构性调整的安全网。

这些改革需要牺牲一些保护措施以及收入和消费的整张。其好处在于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因此,纪律和紧缩包含了跨期和代际选择——应该在当下付出怎样的代价(以及这一代价能够以多大的公平度被分担)换取未来更大的经济机遇和社会稳定。

说到底,重塑稳定和增长与振兴短期总需求之间只是部分相关。重塑稳定和增长还需要结构性改革和在平衡,而这不可能免费获得。实现可持续增长模式所需要的选择不仅影响总需求水平,也影响总需求的组成——比如投资和消费的比重。

把它称为紧缩还是其他东西只是个用语问题。但由此产生的混淆代价沉重。它已成为认识共同挑战的主要障碍,也阻挡着我们就应对挑战的正确前进方向——以及明确不同国家所需承担的责任——形成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