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 ——12 月初 5 名中国共产党省委书记的任命让人再次联想起 2012 年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接班问题，这或许是从邓小平 1978 年掌权算起中国政治领域意义最重大的进展之一。新一代领导人将第一次很少或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和艰苦。忘记这段历史可能会导致中国重复过去的错误，但无论是好是坏，忘记这段历史也可以让中国领导人摆脱束缚，获得自由。

这 5 位省委书记都是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他们中的两位，胡春华和孙政才，都只有 46 岁。这符合党不久前公布的政策，即下一代领导人平均年龄应该控制在 55 岁左右，由不到 50 岁的领导干部任职的最高职位不超过 4 个。党的目标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确保党内的生机和活力。

这似乎是个明智的决策。过去 15 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调整和保持由邓在 1989 年天安门抗议事件后开创的国家主导模式的发展势头。在这方面，中国第三和第四代领导人在技术专家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表现稳健但缺乏想象力。

但邓小平开创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极限，而中国目前仍依赖于政府主导的低效固定投资和不可持续的出口模式，而不是依靠国内消费来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改革进展 —— 比方说外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及切断国有工业企业对国家资本依赖的改革 —— 一直非常缓慢，新计划的出台也零零碎碎，谈不上综合全面。

同样，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冒任何风险。江和胡都忠实履行着邓“韬光养晦”的格言。虽然在非洲和拉美地区日益积极进取，但中国从总体而言仍然在美国建立的安全伞下的扮演搭便车的角色。

老一辈人把谨慎当作智慧，这样的保守主义在中国目前的领导人身上仍有所体现。大手笔改革措施的缺失表明老一辈对根本性结构变革会带来破坏和混乱、从而威胁党的统治的集体性恐惧。他们仍然记得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现方向性错误时带来的苦难 —— 试图在太短时间内完成太多任务 —— 他们清楚地记得天安门抗议活动是怎样迫使政府屈服，记得当中央管理的国家企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兼并或宣布破产时怎样爆发了城市劳工骚乱。

同样，尽管中国从本质上对南部陆地及东部和东南部海洋边界并不满意，但其目前的领导人害怕张扬而进取的外交政策会导致孤立。所有精英 —— 无论老幼 —— 都认为中国是亚洲天然的领袖，而美国不过是个新近闯入者。但对中国第三和第四代领导人来讲，给予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遏制”中国 —— 限制其经济发展 —— 的口实仍然是最可怕的梦魇。

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不久前痛苦的历史，新一代领导人将会更加自信和果敢。在经济、政治和法律而不是工程技术领域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将力求加速中国的崛起和转型，并视小心谨慎为无能的表现。即使现在，新一代领导人也已经提出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领域的进展太过缓慢。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他们在进行改革和实验时将不会因为对意外后果的恐惧心理而束手束脚。

乐观主义者们希望这能够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甚至带来适度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使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员能承担更多责任。归根结底，在党的最高会议上反复提出地方腐败问题的是中国那些年轻的枪手们。

但更明显的可能是外交政策领域的后果。在中国被公认为合法大国的环境中长大，新一代领导人将更加迫不及待地恢复中国在亚洲至高无上的地位。老一代政治家为中国已经取得的进展而倍感骄傲，而年轻的党员和精英 —— 特别是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学学成回国的研究生们 —— 却因为中国虽然拥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力量，但是在亚洲和地区及全球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仍相对薄弱而感到愤懑。

比方说，中国应当在区域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应当向马六甲海峡甚至印度洋等重要的海上通道增派军舰的呼声大多来自于年轻一代领导人。年轻的党领导在台湾回归的时间表问题上也更加缺乏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