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北京解放军301医院72岁的外科医生蒋彦永与同岁的妻子Hua Zhongwei医生离家去美国大使馆领取签证。可他们这一去却杳无音讯。

家人和朋友都认为是公安局拘留了他们，夫妻俩应该在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15周年纪念日之后被释放。然而在六月八日，不知名的官员通知两人的儿子为其父母收拾一些包括假牙在内的个人用品，并送到指定的机关。当然，这并不是有人第一次在中国被莫名拘留，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外国投资者蜂拥而入，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因而一对老年夫妻的失踪在大步行进的中国几乎是波澜不兴。然而，这一事件却凸现了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不平衡。

蒋彦永不是普通的医生。他是一位早已到达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的老人。在这一阶段他在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驱使下决定突破其医生的职业角色而成为一名 公众公民 。他的艰难跋涉始于1989年六月四日。那天晚上，当解放军在向天安门广场行进的途中开火时，成百的受伤和垂死的人被送进蒋医生所在医院的18个手术室。他在抢救生命中度过了那可怕的一夜。蒋医生极度悲愤，但却不得不保持沉默。

然而，当SARS在2003年爆发时，蒋医生意识到卫生部在4月份发布的关于北京有19粒确诊病例的报告是虚假的-他所知的确诊病例就几乎是该数字的十倍。他决定公开真相。他说："我感到我必须揭露真相，不仅仅是为了救中国，更是为了救整个世界。"

他对政府掩盖事实的做法的揭露迫使中国政府更公开和积极地应对SARS，从而避免了一场公共健康的灾难。但如果说蒋医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一位英雄，那么他同时也被被标定为一个不听话的人，那种让中共担心的，暗地里不服管束的人。

的确，中共最担心的事在今年三月份，天安门事件15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成为现实。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蒋医生打破沉默，上书中国领导人。在这份发自肺腑的长信中，他控诉"少数支持腐败的领导人"在六月四日采取了"不仅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手段用"坦克、机枪和其它武器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那场杀戮给他所在的医院带来的血腥混乱以及普通市民赶到医院发现亲人死去后悲痛欲绝的惨状。他以大无畏的勇气指控中国的领导人"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制造谎言并采用高压手段让全国人民保持沉默。"

最后，蒋医生恳求中共重新评判1989年的学生运动，将其从"反革命暴乱"或"政治风波"的结论中"重新定性"为"得到了北京和全国大多数民众支持的爱国主义行为。""我们的党必须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在信的最后毫不含糊地总结说："任何一个在这一事件中失去了亲人的人都应该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给出自己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前，他写到，"当然，我已经考虑过写了这封信以后可能会面临的后果。但我还是决定直言不讳。"

我们怎样才能将一对中国老年夫妻失踪的孤立而倒退的事件与转变了这个曾一度绝望而落后的国度的"中国经济奇迹"的巨大进步联系起来呢？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矛盾体。日益开放的经济和仍然封闭的政治体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斯大林时代）是中国成为全世界在逻辑上最为矛盾的国家/

计划经济的元老陈云曾警告说中国的改革者们缔造了一种"鸟笼经济"，即资本主义的鸟成长在社会主义的笼里。他这番话的寓意是说中共的领导人必须非常小心，否则资本主义的鸟就会撑破社会主义的笼，从而终结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

确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报复般地将一个异化的"人民共和国"释放到消费主义的全球市场上。

但这一转变或废除了中国旧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的摧枯拉朽的过程却并没有和一个改变政治体制的过程相辅相成。虽然中国领导人将"一国两制"作为治理香港-可能有朝一日还会用于台湾-的方案，但这一口号在目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列宁主义政治体制并存的情况下与中国自身的情况更为贴切。

蒋彦永医生本可以成为一位衣着光鲜、有房有车的百万富翁，但那样他就不能向公众披露疾病的真相也不能向政府官员勇进忠言了。这又何干呢？这要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相信列宁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一种长期可行而且稳定的政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