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美国和中国最终达成的交易可能会使人权律师和活动家陈光诚有机会进入纽约法学院。但是，即使找到了此次外交惨败的出路，该案件仍有许多麻烦，特别是在中国当局手中，陈光诚几乎没有珍贵的追索权来对抗骚扰和软禁，虽然中国的法律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

事实上，23年前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后，持不同政见的方励芝跑去美国大使馆避难，23年后，陈光诚的唯一选择也是最终投入美国外交的怀抱。陈光诚的案件揭露出中国法律体系的弱点，应该可以推动中国人权活动家和更广泛的法律界人士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法律活动家，陈光诚质疑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执法苛刻，随后名声大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以权利为基础的抵制活动，而他的做法正反映出这种较大的趋势；很多律师和活动家——有些知名度很高，许多其他人则鲜为人知——想看到政府根据自己制定的规则办事，陈光诚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种行动主义被理解成一种中国新兴法制文化的标志。但是作为一位法律活动家，陈光诚的职业生涯却因扰乱公共秩序的控告而突然宣告结束，中国内外的大多数专家认为他随后被禁闭是不合法令的。

陈光诚的案子与中国很多其他人的情况如出一辙，这告诉我们中国的法制改革还非常不健全。尽管中国制定了许多法律，培养了很多律师，建造了许多审判室，给予了数百万美元的技术援助，但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仍然很薄弱，尤其是当摆在其面前的案件会产生政治影响的时候。

中国的法制行动主义并非没有先例。1923年，中国的100多名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员集体辞职，抗议时任财政部长莫须有的贪污罪名。在其审理案件的法律过程中，他们最担心的是政府的干预。 “我们辛勤努力，兢兢业业，是为了看到我们的司法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们在辞职信中写道。由于政府给司法独立带来威胁，他们得出结论，“我们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全都付之东流了”。

律师站在不受欢迎的立场上。他们挑战建立的法制体系。陈光诚为了实现行业理想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法学院和法律行业遭到美国攻击的时候，陈光诚的案件让我们深刻反思强大的律师和法律机构应该向社​​会提供什么。

去年六月，我们带领一支由9所美国法学校的院长组成的代表团与来自中国顶级法学院的同行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会议最终发布联合声明，双方承认并支持法治，同意完善法律界的重要性。陈光诚的案子再次提醒我们法律界的完整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的维权律师们在接手处理案件时，很少从法学院或法律界获得明确支持。他们不能在法学院发表演说，更不能招收学生为他们工作。许多的中国律师和法律学者希望中国的法治更加健全，他们中有些人（如江平）警告中国法制的倒退。但是，在诸如陈光诚这样的案例中，即使有同情心的法律人士往往也不敢站出来说话，更不要说采取行动了。

中国顶级法学院的院长和教授现在有机会将说辞变成现实。法学院应该是学生和教授可以从事全方位中国法律和法律活动的地方。这意味着学习中国法律是如何发展，如何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并创造机会与那些在所有法律领域的前沿工作的人士交流。

陈光诚离开美国大使馆，前往北京朝阳医院后没多久，中国政府发布了其一贯谴责美国干涉其内政的公告。但是中国领导人应该别无他求，因为他们所维持的法律体系使那些为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维权的律师面对迫害。

陈光诚不得不求助美国外交官成为他的支持者，但是如果中国的法律界人士能团结起来，督请当局即使在最敏感的案件上也能坚持法治，那么中国的未来将会更好。这将有助于确保这三十年的法律改革有骨有筋，而不是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