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上海 —— 让时光回到 1958 年，那个发动“大跃进”的年月，国家主席毛泽东对中国的钢铁工业寄予了厚望。在 1957 年钢产量仅有 500 万吨的情况下，他希望全国钢产量能在 1962 年时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达到 8000 万到 1 亿吨，并在 1970 年代中期达到 7 亿吨，让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钢材生产之王。而用来实现这一宏愿的，则是一些连专门钢铁生产技术都不具备的民众建立起来的“土法炼钢炉”。

时至今日，虽然时间有所推迟，但毛泽东赶超世界水平的梦想终于得到了实现，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 6.6 亿吨，而其他工业部门也同样如此。到了 2008 年，中国在钢铁，水泥（两者都占全球总产量近半），铝（占全球 40% ）和玻璃（占 31% ）产量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汽车产量在 2009 年超过了美国，而在造船方面仅仅落后于韩国，拿下了全球造船总吨位的 36% 。

对于北京的决策者来说，中国工业的规模带来却是一座警钟而不是庆功的号角。在中国国务院 9 月 26 日下达的一份文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警告在多个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及各部委负责人组成，是中国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

根据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08 年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 76% ，水泥 75% ，铝 73% ，平板玻璃 88% ，甲醇 40% ，多晶硅（一种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料）的利用率更只有 20% ，而目前的项目规划则暗示明年中国的风能发电企业将有超过 50% 的产能闲置不用。

其实国务院自 2005 年以来就把解决产能过剩列为优先处理的问题，在各个行业都出台了一些限制来阻止新项目上马，并关停那些效率低下的生产企业。但从那时起，情况在许多方面不但没有得到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而问题的症结则在许多北京明令禁止的“盲目”和“多余”投资项目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撑腰。这些地方政府主要把眼光放在如何拉动当地 GDP 的增长之上，根本不管这些项目在经济上是否具有可行性。

以水泥生产为例，根据中国水泥行业协会的数据， 38% 的水泥产量都是来自于立窑，而这种技术在世界各地都已经淘汰将近一个世纪了，甚至在 1957 年的中国也只有 3% 的水泥产量来自立窑，因为当时国内的水泥生产设备都是从东欧进口的。然而时至今日，立窑技术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青睐，因为他们可以花很少的成本尽快上马项目来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至于有没有规模经济效益，能不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在优先考虑之列。

而钢铁工业也存在着同样的状况，中央关停小型炼钢炉的尝试同样也一次又一次碰壁。例如国家发改委在 2006 年就拿出了一份要求在 2007 年年末必须关停的钢铁企业名单。结果到了 2007 年 12 月大限将至之时，在中国钢铁行业信息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网站“我的钢铁网”派出一名记者，走访了名单上的各个企业，希望能拿到企业如何遵照中央指令拆除设备的第一手资料。

但展现在记者面前的却是一个反映这类项目在现实中被如何执行的绝佳例子。一间企业依然在 24 小时开工生产；其他企业则暂时停工，只等限期过后再次恢复生产；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企业真正拆除了设备。

地方官员和管理者都有很多的理由不去服从发改委的指令。有些人希望进一步扩充产能，好让自己的企业不再位列“低效率”的名单之内 —— 但这种把戏是明令禁止的。当这些设备属于私人所有时，有人会（可能不合理地）觉得关停企业违反了保护财产权的相关法律。一所原本属于国营的企业继续维持运作的原因则是 2001 年签订租赁协议时规定十年之内不能让任何员工下岗。有些地方部门干脆直接吊销了有问题企业的生产许可证，这样一来，正如一位监管者所言，这些企业就“不存在”了。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折射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严重弊端。在许多行业，无论是市场本身还是中央政府的力量都不足以推动对低效率生产者的“创造性淘汰”。结果赶超发达国家的梦想就以一种令人大吃一惊的方式，按照毛泽东构想的那样实现了 —— 以低水平官员操纵小规模技术的形式。

如果目标仅仅是实现产量的世界第一的话，那么主席的宏愿也算圆满完成了。但如果产品质量，环保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同样重要的话，那么中国工业目前的状况，就堪称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