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新加坡—过去十年中，中国企业在决策中大量考虑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它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公司社会责任（CSR）的概念在中国还相对较新。在中国老百姓中间，CSR从2008年才开始受到关注。发生在四川省的8.0级地震导致69 181人死亡，374 171人受伤，18498人失踪。超过1500万栋房屋被毁，一千万人无家可归。总损失估计高达1500亿美元。
所谓的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公众要求企业为重建做出贡献。公司积极响应，提供了15亿美元支持——并为中国慈善CSR树立了新的先例。
2013年，四川再次遭到严重地震袭击（但损失没有那么大），跨国大公司立即提供了支持。三星捐款6000万元，苹果捐款5000万元，表明社会责任已成为营商的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对CSR的要求也将水涨船高。中国中产阶级很明白全球规范和发展，他们想要更安全的产品，更好的服务和更健康的环境。他们不再愿意容忍将利润置于人道和环境福利之上的公司。
但尽管公共压力如山，仍无法代替监管。2006年，中国修订了公司法，纳入了CSR的概念，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发布了披露CSR业绩的指引。最近，针对未达到ESG标准的公司，中国政府引入了更严厉的惩罚，包括大大增加的罚款和企业高管刑罚。
外部规则也有所助益。比如，2003年欧盟对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以及减少危险物质采取了新的监管要求，该要求适用于一切在欧盟国家经营或出口欧盟国家的公司的整条供应链。
此外，2016年香港证券交易所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报告ESG。2018年，香港证交所更近一步，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披露要求。
这些措施影响巨大。1991-2005年间，中国公司只发布了22起CSR报告。2006-2009年间，报告总数接近1600。2018年仅用了十个月便达到了这一数字：1-10月公司发布了1676起CSR报告，同比增长8.5%。
国有或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它们的业务模式承担了更多的政府重点任务，如减贫和污染控制——发布的CSR报告最多。政府重点任务也反映在公司落实CSR的方式中：比如，2004年，中国国家森林管理局发布了“国家森林城市”项目，许多公司的便将植树造林作为CSR的重点。
但中国企业的ESG记录仍然良莠不齐。比如，CSR报告质量各不相同，曝光率亦然。事实上，在CSR报告数量增加的同时，堪称好报告的比例却在下降。
这并不足为奇，因为CSR并非强制性，不披露ESG信息也不会受到惩罚，更不用说发布低质量报告了。总体而言，香港证交所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可持续性报告质量远高于上海和深圳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进一步拖累了中国ESG的记录。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宣布经济增长不应无视社会和环境后果，，但地方政府的关注点仍在于GDP。（毕竟，强势增长记录能让共产党官员获得升迁。）中国前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出，许多省级政府公开保护甚至积极支持最大的污染企业。
好消息是这一情况正在改变，中央政府保持——事实上是深化了——起确保公司在经营中考虑ESG目标的承诺。明年，新监管规则将强制要求 3000家中国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披露ESG。
过去十年，中国CSR情况的变化与其城市天际线一样大。但未来十年应该取得更快的进步。中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不再愿意放任公司逃避社会和环境责任。
格拉斯哥/新加坡—过去十年中，中国企业在决策中大量考虑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它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公司社会责任（CSR）的概念在中国还相对较新。在中国老百姓中间，CSR从2008年才开始受到关注。发生在四川省的8.0级地震导致69 181人死亡，374 171人受伤，18498人失踪。超过1500万栋房屋被毁，一千万人无家可归。总损失估计高达1500亿美元。
所谓的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公众要求企业为重建做出贡献。公司积极响应，提供了15亿美元支持——并为中国慈善CSR树立了新的先例。
2013年，四川再次遭到严重地震袭击（但损失没有那么大），跨国大公司立即提供了支持。三星捐款6000万元，苹果捐款5000万元，表明社会责任已成为营商的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对CSR的要求也将水涨船高。中国中产阶级很明白全球规范和发展，他们想要更安全的产品，更好的服务和更健康的环境。他们不再愿意容忍将利润置于人道和环境福利之上的公司。
但尽管公共压力如山，仍无法代替监管。2006年，中国修订了公司法，纳入了CSR的概念，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发布了披露CSR业绩的指引。最近，针对未达到ESG标准的公司，中国政府引入了更严厉的惩罚，包括大大增加的罚款和企业高管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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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规则也有所助益。比如，2003年欧盟对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以及减少危险物质采取了新的监管要求，该要求适用于一切在欧盟国家经营或出口欧盟国家的公司的整条供应链。
此外，2016年香港证券交易所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报告ESG。2018年，香港证交所更近一步，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披露要求。
这些措施影响巨大。1991-2005年间，中国公司只发布了22起CSR报告。2006-2009年间，报告总数接近1600。2018年仅用了十个月便达到了这一数字：1-10月公司发布了1676起CSR报告，同比增长8.5%。
国有或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它们的业务模式承担了更多的政府重点任务，如减贫和污染控制——发布的CSR报告最多。政府重点任务也反映在公司落实CSR的方式中：比如，2004年，中国国家森林管理局发布了“国家森林城市”项目，许多公司的便将植树造林作为CSR的重点。
但中国企业的ESG记录仍然良莠不齐。比如，CSR报告质量各不相同，曝光率亦然。事实上，在CSR报告数量增加的同时，堪称好报告的比例却在下降。
这并不足为奇，因为CSR并非强制性，不披露ESG信息也不会受到惩罚，更不用说发布低质量报告了。总体而言，香港证交所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可持续性报告质量远高于上海和深圳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进一步拖累了中国ESG的记录。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宣布经济增长不应无视社会和环境后果，，但地方政府的关注点仍在于GDP。（毕竟，强势增长记录能让共产党官员获得升迁。）中国前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出，许多省级政府公开保护甚至积极支持最大的污染企业。
好消息是这一情况正在改变，中央政府保持——事实上是深化了——起确保公司在经营中考虑ESG目标的承诺。明年，新监管规则将强制要求 3000家中国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披露ESG。
过去十年，中国CSR情况的变化与其城市天际线一样大。但未来十年应该取得更快的进步。中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不再愿意放任公司逃避社会和环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