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繁荣有助于减轻全球的不平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印度人和中国人缩小了他们与富裕国家的差距（相对而言）。

但同时，许多世界上真正贫穷的国家变得更为落后（特别是在发展常常被形容为灾难的非洲），并且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变得更为严重。日益扩大的不平衡在美国（自里根政府时期开始）、英国（自撒切尔政府时期开始）都有记录，它还出现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中，最近更是表现在中国和印度。

这些情况似乎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因此，从总体上讲，全球的不平衡状况在过去的20年里似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我们应该对此采取相应的举措吗？许多人认为采取全球性的行动应对经济不平衡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只有扶贫才是正道。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Anne Krueger的话来说，“穷人们正迫不及待地要改善物质条件……而不是在收入分配的层级上大步向前。”

因此，就算是美国和非洲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扩大，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毕竟，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说，普通非洲人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

但这种观点假定我们与他人比较的相对收入无关紧要。相反，心理学研究无一例外地表明人们并不只是看重他们的绝对收入，也看重他们在社会金字塔上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是否公平。

过去，一个贫穷的非洲人可能会以憎恶的眼光来看待其同胞的财富；现在，他和比他富有的同胞都以憎恶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和富裕世界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同国籍的人一起工作的情况下，正如在许多跨国公司里，这样的差距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位“外籍员工”的薪水可能是从事同样工作的本地员工的10倍。

仅仅以国籍为基准的工资津贴令人反感。但就算人们不共事，将世界带入每个人的起居室（或茅舍）的全球化，也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生活水平进行更为广泛的比较。这样一来就捅破了富裕世界籍以藏身的那只相对安全的茧。现在，这些收入差距昭然若揭。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采取国际性的行动同时应对全球贫穷和全球不平衡的原因。由一个国际机构通过税收来实行全球性再分配的理念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所见证的发展逻辑—特别是民族国家作为主权载体的式微—意味着这一理想可能最终成为现实。

我们在1990年代早期错过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俄罗斯遭遇其最严重的危机时，经济援助却被给予了腐败的叶利钦政权。但它本应该以现金的形式直接支付给最需要帮助的俄罗斯人：由于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而收入锐减的退休金一族。一个国际组织本可以通过俄罗斯国家现成的基础设施将现金补助分配给2000万左右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比起交给俄罗斯政府处置，这笔钱本应该被更有的放矢地使用。

如果当时这样做了，俄罗斯人本可以将从国际社会获得现金援助的经历珍藏在记忆之中，而不是责怪后者将资金转给了腐败的领导人。然而，同样或类似的举措本可以在从安哥拉到津巴布韦的许多国家施行。

这种举措是简单而有力的。它包括三个步骤：从全球的富人那里募集资金，不要和政府打交道，并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资金分配给穷人。

那些鼓吹仅在私有领域实行全球化的人可能会憎恶将征税的权力赋予一个全球性机构的理念。但他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所支持的进程也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令财富的差距更为明显，并使实际的全球（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更值得怀疑。他们最终会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在于支持某种形式的应对全球贫困和不平衡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