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当美国庞大的金融危机继续演进之时，人们只能希望美国的决策者们在从发展中国家听取建议时能够有一半像发表建议那样在行就好了。美国好像并不认识到，他们的“次级”房屋贷款破灭与许多1945年后席卷全球的银行危机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令人欣慰的是，有许多特别是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在任和前任杰出的决策者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局面。如果美国的决策者们听取意见的话，他们就会从安然度过金融危机的专家那里知道如何应付它们。

    不幸的是，当今美国危机和以往金融危机的相同之处并不仅仅是夸张的。本质上的相同之处是明显的。银行使用帐外贷款来为极为具有风险的项目融资，别出心裁的金融工具以及对新的市场前景的过度兴奋。

    但是从数量上来说也有很强的共同之处。马里兰大学莱恩哈特教授和我系统地比较了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和过去60年整个工业化世界19个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前的状况。这些包括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西班牙和日本发生的巨大的危机，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等较为轻微的事件。

    几乎所有主要标志，包括资产和住房价格攀升、贸易平衡赤字、政府和居民负债猛增以及危机以前的增长轨迹等等都给美国亮出了红灯。简而言之，汹涌流向美国的资本人为地压低了利率并抬高了资产价格，导致银行和监管标准松懈并且最终造成瓦解。

    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之初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发生之际，它们不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也从几个代表了多样背景和经验的著名人士组成的专家小组那里听取建议。 美国也应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法国人思特劳斯·卡恩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任何范围的前危机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韩国、土耳其、日本以及瑞典，更不用说阿根廷、俄国、智利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那里挑选一个超级专家小组。

    应当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小组将会放过美国目前的伪善。在九十年代的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强烈鼓励亚洲紧缩财政政策。但是今天，美国国会和总统却自我矛盾地要采纳一个巨大的、鲁莽的财政刺激一揽子方案，其主要效果就是限制下一任总统简化美国税法以及消除预算赤字的空间。

    美国人坚定地告诉日本说，收拾日本经济烂摊子的唯一途径就是清除负债的银行，并且通过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来重造其金融体系。如今，美国当局似乎愿意考虑任何措施来确保其主要银行和投资公司没有一家倒闭，而无论其手段具有多大的通胀风险。

多年来，外国政府抱怨美国的对冲基金，说它们不透明的行为对稳定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现在，许多美国政界人物则在抱怨国家财富基金(也就是主要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庞大的政府投资者)的透明度问题。这些基金正在花旗银行和美林公司等让美国骄傲的资产上入股。

    实际上，让像俄国和中国那样的国家在美国经济福祉上更多投资并非一件坏事。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给主权财富基金制定一个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但是这并不应当用来实行金融保护主义的武器。

    多年来，我和其他许多人抱怨说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在全球金融管理中占有更大的代表比例。今天，这一问题远远超过了象征主义。美国经济陷入麻烦，而它所带来的问题不大可能局限于美国境内。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地方的专家们对于应付金融危机有很多话要说。美国在为时已晚之前应该开始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