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都说美国人善于将事情简单化。但是，追求简单化早已逐渐成为一种全球趋势，简单化之风逾吹愈劲，就像当年的牛仔裤风尚。

在这一不可阻挡的变化的影响下，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在加快，这一点谁都能看出，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似乎已成为现时代复杂困境的共同特征。人们总是希望走捷径，这使得许多有效选择被忽略和屏蔽了。

说到这一趋势的害处，没有比艺术的商业化更大的了。当前的文化世界弥漫着“公司”思维——从财务角度出发预先选定发行商、制作商及其他艺术经理的支持对象——这使得即便是广受赞誉的“竞争”概念看起来也是假的，被可悲地操纵着。想象一下，将普鲁斯特、卡夫卡、穆西尔、福克纳和博尔赫斯像鞋子和化妆品那样置于畅销市场的竞争中去会是怎样一幅情景。

文化是快节奏生活中必须的调节剂，让我们从混乱可鄙的政治环境中暂时得到解脱；同时也让我们的精神力量得到恢复。伟大的书、音乐和绘画不仅是非比寻常的真善美学校，也是我们自身真善美的发现之路——它们给我们带来改变潜能，完善我们甚至我们的对话者。

如果这一缓冲器和避难所逐渐被某些主宰畅销市场的“产品”所压缩和侵蚀，我们就将沦为这一畸形“实用”世界的永久奴隶，沉沦在被广告包装着得常规陈腐题材集合中。

我是在阅读一本叛逆小说时开始再次思考这些老生常谈但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这本小说的作者是我的一位好友，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但在当今美国生机勃勃的文坛中并不经常露脸。我认为，他的作品的主题、风格以及反响是对我们简单化世界的写照。

这部小说名叫《炫目》（Blinding），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著。本书在欧洲大受欢迎，被目为20世纪的伟大作品之一，但很晚才进入美国，而且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不幸的是，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如今美国文学翻译数量和希腊相当，而希腊只是一个只有美国十分之一的小国。外来书籍被认为太“复杂”，潜台词就是文学作品应该用简单的方式处理简单话题，顺应畅销市场要求，需要包装广告、易得易读。

马格里斯的书的中心是一群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命运，他们在二战后前往南斯拉夫，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在斯大林和铁托的冲突中身陷囹圄。他们因效忠斯大林而被捕；而当他们最终获准返回意大利时，又被意大利老同志们拒绝了。

该书的情节跨越了两个世纪的革命。然后，突然地，

 “党垮台了，在一夜之间垮台了，就好像是一块巨大的海面吸干了整个亚得里亚海和南海，留下一地狼藉，所有的船都搁浅了。当海洋被海底的巨大排水口吸干，成为一片没人知道身居何处的滩涂时，你又怎能找到归途？地球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但你找不到第二个地球，也找不到第二个天堂。”

寂寞的人将孤独面对自己的信仰，没有集体幻觉误导他，他将被迫在荒原上自力更生；而嘈杂的世界告诉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关于这个被放逐的现代世界及其所包含的复杂而矛盾的问题的东西。

马格里斯的小说不仅是文学上的重大成就，它与我们当今所面临的危险有着深层次的联系，特别是从孟买到奥斯陆打着与“异端”圣战名义的狂热主义。所有的极端主义都在寻找新的一致，寻找失落的团结幻觉，寻找复兴的新希望吗？

我们可能忘记2001年9·11，拉开了神秘的仇恨和毁灭力量死灰复燃的血腥世纪的那一天吗？本·拉登的门徒、血腥的哈马斯-真主党武装，或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卡钦斯基（Theodore Kaczynski）以及最近的挪威人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等其他困兽般的人物是我们当代噩梦中的“英雄”人物吗？这是对过度全球化、不和谐以及令人不堪烦扰的现实的“叛逆”吗？

如果是的话，他们的野蛮行径就必须仔细审查——既要考察他们的历史渊源，也要研究他们与我们的现代性的关系——而不是给他们贴上“恶魔”的标签（尽管这在所难免）了事。新的宗教激进分子是在各自不同的上帝名义下斗争的，正如几十年前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狂热。

马格里斯小说中的主角是一个多重反叛角色：如萨尔瓦多·西皮科（Salvatore Cipico），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集中营中的一员；又如约根·约根森（Jurgen Jurgensen），被迫自掘坟墓的短命冰岛国王；又如杰森（Jason），寻找捉摸不定的真理的神话冒险家。

《炫目》是一部关于20世纪毁灭性悲剧的多层次复杂编年史，入木三分地描绘了不断变化的人类灵魂图景、它的创伤和空虚、它的活力和多能、它的深深的扭曲和它的不可预测的活力，这是一部坚韧的、信息量极丰富的、不可替代的作品。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故事，它讲述了理想和现实（或者说乌托邦和人性）的冲突，讲述了信仰和背叛的，讲述了牺牲和团结。

这也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反对当今消费主义思想的原创文学大作。这部小说断然否定简单化，也否定了当今的流行思潮——混淆信息与文学、现实与创造力以及畅销作品与真正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