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明年将迎来共产主义在欧洲垮台20周年。不再需要了解过多残酷过去的东欧后共产主义的年轻一代似乎对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承受的一切毫无兴趣。

然而最近披露捷克作家昆德拉可能曾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参与共谋的消息只不过是漫长的痛苦过去最新暴露的一个事例。我还想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瓦文萨被指责曾与秘密警察勾结，罗马尼亚的公众激烈争论米尔恰·伊利亚德曾为法西斯效力的过去，还有对所谓“犹太人承受了所有痛苦”的观点的攻击几乎等同于对苏联劳改营内发生的大屠杀的言论的攻击。

尼采曾说过如果你盯着恶魔的眼睛时间太久，你自己也可能成为恶魔。布尔什维克的反共产主义，与对共产主义本身的教条主义相似，在东欧的各个地区一再地肆虐。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这种要么过于简单化要么进行操纵的二元论心态只不过是重新粉饰来为掌权的新一代服务而已。

当然在这其中也有机会主义的成分。当红军于1945年占领罗马尼亚时，共产党的党员还不满1000人；但是在198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将近400万。在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突然变成了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曾服务了几十年的那个体制的受害者。

极权主义思维的残留痕迹依然可以在对亚当·米利尼克或瓦茨拉夫·哈维尔等前持不同政见者的敌意上看到，他们两人都主张新的民主政府不应该像极权主义国家那样制造怨恨或寻求报复，而是应该努力使整个国家一致投入到建设真正的文明社会中来。秘密警察的前任将军以及共产主义党国精英的成员，毫发无损地生活在他们舒适的别墅里过着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在看到今天出于一时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政治迫害和对旧档案的操纵时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昆德拉的这件事似乎有所不同，尽管同样令人不安。在1950年，当时还只是一个20岁的共产党员的昆德拉被报道说向刑警告密，称一位他从未谋面的人是一个西方间谍，那个人是他朋友的女朋友的一位朋友。那个人后来在前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遭到了残忍的审问，后来被关押了14年。昆德拉的名字出现在了调查官员的报告中，一位受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在翻阅了尘封在布拉格的档案后对此予以了证实。

1975年移民到巴黎、现在过着隐居生活的昆德拉宣称“这件事从未发生过”。此外，捷克斯洛伐克可怕的秘密警察，他们曾采取各种手段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闭嘴或者妥协，却从未利用这一事件来讹诈或揭露昆德拉。在昆德拉本人和政府当局提供更多的信息之前，这件事不可能使人们不“产生合理的怀疑”。但是如果 它真发生过 ，这件事将呼唤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索。

据我们所知，昆德拉在这起事件之前或之后从未做过告密者，并且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后来从共产主义所散布的强制的极权主义幸福中逃离了出来。事实上，他的这件事还让人想起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东欧“无产阶级专政”最最残酷的时期，这一时期巨大的热情和可怕的恐惧毒害了虔诚的信仰者、激烈的反对派以及麻木不仁的旁观者的思想和灵魂。

此外，昆德拉事件远远不是独此一例。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被揭露在6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曾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同样地，在几年以前，世界震惊地发现著名的意大利作家纳齐奥·西隆尼在年青的时候曾与法西斯警察勾结。每天生活在极权统治下，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统治，常常都会陷于深深的双重性中，而这种影响将会是非常深远的。

我不同意那些认为我们不应该对一位伟大作家在黑暗时期的生活感兴趣的说法。为什么不呢？我们之所以感兴趣不是为了揭发他，而是为了对一个血腥、蛊惑民心和专制的乌托邦以及人的弱点和脆弱性有更深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对一位艺术家战胜他过去所犯的错误然后依旧推出宝贵作品的能力的有回报的验证。

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因为他们作品的伟大而无可非议地为那些在道义上妥协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辩解，然而却因为没那么严重的错误而谴责普通的人呢？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罗马尼亚哲学家康斯坦丁·诺恰卡的追随者为他支持法西斯铁卫团以及后来与共产党勾结进行辩解，然而与此同时却对甚至只是在秘密警察的办公室拖地板的普通清洁女工大加指责。那位清洁工为了她的家庭、孩子以及她自己的生存而去做苦工难道不应该同样考虑进去吗？

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是一种极端的状况，它要求我们对 所有 深受其折磨的受害者都适用特殊的、有细微差别的规则。为了理解这一时代，我们必须了解和慎重地判断常常是模糊并且压倒一切的环境，千万不要为了当前的政治目的而把多层面的每天现实的生活简单化。不为别的，哪怕只是为了原谅，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原谅的什么。

在今天的东欧，年长和年青的人都从那个教训中受益。摩西和他的百姓曾在沙漠里徘徊了40年，直到他们去除了他们自己有害的奴隶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