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2008年的大衰退已经演变为了北大西洋衰退：这场衰退的主体是陷入低增长、高失业泥淖的欧洲和美国，而不是主要新兴市场。这一次，手拉手迈向大溃败结局的是欧洲和美国。泡沫的破裂导致了大规模凯恩斯主义刺激，这些刺激避免了衰退的大大恶化，但也加剧了巨额预算赤字问题。而由此产生的应对措施——大规模削减支出——意味着不可接受的高失业水平（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苦难的过度供给）必将持续下去，可能在多年内都得不到改善。

最终，欧盟决定帮助其陷入财政困境的成员国。欧盟已经别无选择：金融动荡可能会从小国（希腊和爱尔兰）向大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蔓延，欧元的生存随之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欧洲领导人意识到，受困国家的债务将变得不可治理，除非这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而如果没有援助，经济增长就是痴人说梦。

但是，尽管欧洲领导人已经承诺将出手援助，但他们其实是在认定非危及国家必须削减支出的基础上向下摊薄成本。由此带来的财政紧缩将拖累欧洲的经济增长，其中当然包括受困最严重的国家：毕竟，对希腊来说，最大的支持莫过于贸易伙伴恢复强劲增长。低增长还会伤害税收收入，故而有损于信誓旦旦的财政整固目标。

危机之前所进行的讨论表明，人们并未就修复经济基本面做过多少努力。欧洲央行强烈反对体现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方案——重组倒闭或破产实体的债务，这表明西方银行体系将继续脆弱。

欧洲央行指出，纳税人应该为希腊主权坏账完全买单，因为任何私人部门的卷入其中（PSI）将引发“信用事件”，导致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大规模偿付，从而进一步加剧金融动荡。但是，如果欧洲央行真的有此担心的话——如果它并不只是站在私人贷款人的立场上行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要求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

类似地，欧洲央行早就应该将银行排除在高风险CDS市场之外，以免它们沦为评级机构的人质——评级机构具有什么构成“信用事件”的决定权。 欧洲领导人在最近的布鲁塞尔峰会上所达成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开始了限制欧洲央行和美国评级机构权力的进程。

事实上，欧洲央行立场中最奇怪的方面就在于它威胁说，如果评级机构认定重组应该被归于信用事件的话，它将拒绝接受重组国国债作为抵押品。重组的全部关键在于卸掉债务包袱，让剩余部分变得能够治理。如果重组国国债在重组前被接受为抵押品，那么它们在重组后肯定会变得更加安全，因而肯定会继续被接受为抵押品。

重组会让人们认清央行到底是个政治机构，有其政治日程，独立央行总是会被它们所监管的银行绑架（至少被“认为”是这样）。

大西洋另一侧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那里，极右翼势力威胁要让美国政府关门，这倒是验证了博弈论：当那些在与理性个体的冲突中未能占据优势的非理性人威胁使出玉石俱焚招数时，后者总是会获胜。

因此，奥巴马总统对不包括任何增税措施的不平衡债务削减计划持默许态度——即使是过去二十年来成绩斐然的百万富翁也不会面临更高的税负，甚至连石油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没有取消，这将有损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

乐观派指出，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协议的达成和主权债务违约得以避免的短期宏观经济影响十分有限，只要在明年削减大约250亿美元支出就行了。但工资税削减计划（将使普通美国人腰包里多出1000亿美元）并未更新，而企业在预计到负面影响之后可定会更加不愿贷款。

而刺激计划的结束本身就会引起衰退。在美国，房价在继续下跌，GDP增长萎靡不振，失业率一直维持在极高水平（每六个试图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无法如愿），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刺激而不是紧缩，即使站在预算平衡的角度考虑也是如此。赤字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税收收入不振，而这又是拜经济表现萎靡所致；最佳解决方案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美国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最近的债务上限协议与这一方向南辕北辙。

许多人担心，财政问题会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互相传染。毕竟，美国财政治理不力是引发欧洲问题爆发的重要原因，而欧洲财政动荡对美国也绝非好事——特别是考虑到美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及其在不透明的CDS市场所扮演的角色。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种传染：坏主意很容易跨越国界，而大西洋两岸误导性的经济概念一直在相互强化。这些政策所导致的停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