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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dition Magazine, Fall 2019: Sustainability

动员气候登月

伦敦—7月份的首次登月50周年纪念强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人类最伟大成就之一需要想象力、共同目标和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方法压倒孤立思考和关于何处筹钱的担忧。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1年明确指出,登上月球要花钱,也会带来风险,但这些都是值得的。

肯尼迪明白,创新的许多持续性收益不会在整个过程结束时发生,而是贯穿整个过程,产生动态溢出效应。在美国登月的例子中,肯尼迪是对的。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手机中的很多技术,都可以追溯到阿波罗计划和相关任务。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拿出相同的勇气、实验精神和意志力应对现时代最大的挑战:气候变化。想象一下,领导人骄傲地宣布:“我们选择在这个十年与气候变化作斗争,不是因为这样很容易,而是因为这样很难,因为这个目标将组织和检验我们最好的能量和技能,因为这个挑战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是我们不愿意停止的,是我们决心要赢的。”

平心而论,登月的动机是美国需要在冷战中赢得一场胜利——一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实实在在的胜利。但是,一旦任务启动,便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和大部分战争中的通常情况一样,完成任务在先,担心如何“买单”在后。

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威胁看,气候变化也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据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我们只有12年时间去限制全球变暖至前工业化水平1.5℃以上,否则将引发灾难。如此警告应该成为公共和私人预算管理者的警世钟。年轻的其后活动家格蕾塔·塔恩伯格(Greta Thunberg),我们必须带着“好像自己的房子着了火一样”的方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这样。”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遵循阿波罗计划的主要教训:在执行任务时用希望激发人们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这一刺激必须包括反思我们的社会的组织形式。我们首先需要再一次将我们自己视为根本问题的解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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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意味着抛弃存在意识形态漏洞的主流观点,即政府要与无法创新的官僚主义巨兽周旋。我们被告知,在承担风险方面,公务员无法与硅谷企业家相提并论。但登月——过去一个世纪中最危险的行动之一——恰恰是一个政府项目。

去年,我与欧盟紧密合作,采用了一个任务导向的方法看待创新支出。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可以用来定义我们的未来任务,包括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清理海洋中的塑料等。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任务要比纯技术任务还要复杂:它们不仅需要物质调整,还需要行为和监管的改变。

这意味着光靠钱是不行的。必须允许政府为了手头的任务而改变自己,重新设计从标准工具和日常操作方法——如采购、授权和贷款的一切。

重新设计一个庞大的公共体系绝非易事。第一步是要思考公共政策的实质实什么。决策者不应该只顾解决市场失灵,而应该将自己视为市场制造者,用自己的资源创造灵活的、可调整的结构,指引集体愿景,为自下而上的方案创造条件。这些方案必须集体性地只想绿色循环经济——各部门都要改变操作方式,以降低物质含量(material content)。政府补贴不应该是一种施舍,想法,它们应该是有条件的,必须达到具体的基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中的“政”应该和“绿色”一样重要。

更广泛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不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将气候变化挑战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任务需要所有各部门的参与——从公共卫生和交通到粮食、能源和住房——还需要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新应用。阐明这些任务需要创造力和第一手的知识:比如,城市规划者和公民领袖可以作出承诺,到2050年在全世界设计100个碳中性城市。

阿波罗计划相对而言属于自上而下,但现代登月需要将公民社会纳入。谁决定任务——并一路监督——和实际完成任务一样重要。工会的参与不应该局限于确保遗留行业(legacy industries)工人“公平分流”。相反,工会应该在共同决定“绿色”一词的含义中拥有一席之地。

在饱受民粹主义不满困扰的社会中,所有公民都参与到建设社会更美好的明天当中至关重要。让我们的村镇、城市和街道变得健康和可持续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创意行动——并立即认识到我们绝不能够再无动于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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