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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放世界和我们自己

坎布里奇—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不得不为之的实验,看到当国界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关闭时会发生什么。货物在港口无人认领,集装箱船在海上游弋数周而不得靠岸。打工人滞留。富裕国家囤积疫苗以备将来在较贫穷国家立即需要时使用。我们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中学到了什么,可以将带入疫情后(或者说新冠后)的未来?

当我决定以驾车环游美国代替出国旅行时(因为疫情的限制),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自东北部的非白人、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居民——来说,广阔的美国腹地本身就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开车经过玉米地里谴责堕胎和抗议风电场的自制广告牌。我看到巨大的泛光灯照亮的十字架在高速公路上若隐若现,还有数不胜数的特朗普旗帜。 10,000 英里后回到家中,我至少在表面上认识了这个特殊的美国,1 月 6 日大摇大摆地穿过国会大厦,脸上涂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条纹,挥舞着邦联旗帜,并高呼:“美国!美国!”

在“正常”的年份里,我会在1月份的一些时间里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2020 年 1 月,我目睹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徒冲进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校园,威胁反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BJP) 的学生,我惊呆了。总理莫迪让自己成为印度教沙文主义的代言人,从广告牌上沾沾自喜地凝视着,并以长发苦行者的样貌行使着一种新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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