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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的不公平

南安普顿—从卫生角度讲,发展中世界传染病爆发已经足够糟糕了。但它们还给社会公平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它们加剧了存在已久的人道危机,包括恶化已经非常孱弱的公共服务供给和深化不平等性。

和2014年西非埃博拉爆发一样,2015年寨卡在中南美洲的爆发,首当其冲的也是社会弱势群体——妇女和儿童、少数民族以及穷人。和黄热病、登革热和其他疾病一样,寨卡由埃及伊蚊传播。但和通常的蚊子传播的病毒不同,寨卡病毒还能通过性途径传播。更加反常的是,它还能影响婴儿的神经系统和发育状况,导致小头症和格林-巴利综合症。若非如此,寨卡所引起的症状通常没有什么大碍。

这意味着,在自寨卡爆发以来受其传染的150多万人中,育龄妇女的后果令人担心,特别是已经怀孕的妇女。2016—2017年间,共有11,059 例寨卡病例为孕妇,她们的婴儿因此出现了10,867例小头症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先天畸形。在这些婴儿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母亲是穷人或有色人种,生活在巴西东北部。

显然,寨卡危机不是性别中性的。要解决它的中长期影响,就必须以妇女特别是贫穷妇女为焦点。这并不意味着媒体更多地报道与小头症有关的畸形甚至这些婴儿的母亲面临的困难。这也绝非意味着采取更多措施监控妇女的行为。

为了避免传染,妇女们常常被建议驱蚊剂、移除住处周边的死水、穿长袖衣裤,以及,如有可能,尽量使用避孕套或避免性生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孕妇不要去受影响国家旅行。更极端地,萨尔瓦多和哥伦比亚卫生官员要求妇女在2018年前不要怀孕。

不管这些建议的初衷多么良好,都存在根本性错误。首先,它们强调短期的控制和监控,而没有将这种疾病和决定健康的社会和结构性因素联系起来,包括自来水、卫生设施和全民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

它们还把避免疾病和怀孕的主要责任推卸给妇女,而没有认识到许多妇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怀孕和性生活。许多受寨卡疫情影响的地区,性暴力和少女怀孕比例很高,性教育和避孕手段也不充分。出于这些原因,拉丁美洲50%以上的怀孕都属于以外情况。

更糟糕的是,在大部分受寨卡疫情影响的拉美国家,堕胎是非法行为,或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比如,萨尔瓦多在2015年12月到2016年1月间报告了7,000多例寨卡病例,但堕胎在这个国家是绝对禁止的。甚至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早产也被视为杀人。

美国的立场也起不到帮助。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要求国会紧急拨款18亿美元用于帮助准备和响应寨卡威胁。但堕胎政治干预——共和党立法者领衔要求就寨卡疫情爆发进行国会听证——导致拨款需要以受助国有反堕胎政策为条件

遏制寨卡病毒的主要方法的问题在于它们给了妇女太多的责任和太少的权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无动于衷。去年,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必须将人权放在应对寨卡疫情爆发措施的核心。

但是,尽管高屋建瓴地承认妇女的性和生殖权利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但还远远不够。而要保护这些权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的弱势妇女的权利,我们需要深刻的重大政治承诺。

特别是,国家立法必须进行修订,以保证所有妇女——不管她们的胎儿是否存在小头症——都获得充分的生殖自主权。妇女必须能够以自身身体和精神需要和渴望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力机构的道德审判和刑事制裁的风险为基础,来做出她们的生殖选择。

比如,巴西的游说团体已经在推动这一结果,向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保证妇女更大的生殖权利,包括安全合法地堕胎的权利。这些诉状倾向于1988年国家宪法,其中授予妇女在遭遇强奸、面临自身生命危险或无脑畸形(另外一种关于大脑有关的缺陷)等情况时有权利选择堕胎。

在追求这些变革目标的过程中,支持者应该认清并解决妇女和残疾权利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们应该推动所有边缘群体获得平等权利。

寨卡的中长期后果比依靠这样的思路来解决。当妇女生下因为寨卡病毒而存在先天性疾病的儿童时,其应对手段应该基于尊严、价值观和个体权利。应该认识到,现在的程序让一些个体和群体陷入了贫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公民权利。因此,我的支持者必须坚持,国家要负责为每位妇女和儿童提供合适的医疗和支持服务——这些服务既要满足他们的需要,也要尊重他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