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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和老人的政治

巴黎——如果深入思考气候变化、养老金、公共债务和劳动力市场等当今世界某些主要挑战,人们可以显而易见地得出结论:今天年轻人的处境远逊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但在多数国家,代际问题却在政治辩论中踪影不见。50年前,人们往往公开谈论“代沟”。而今天,人们对代沟问题的讨论却已十分罕见。这对年轻人、民主政体和社会公平而言都不是好现象。

先来说气候变化。遏制气候变化需要改变习惯、投资减排,以便留给后代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1992年召开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首次敲响了警钟;但过去这代人却鲜有减排的举措。而且因为以推迟重大努力为前提,12月巴黎协议达成后也不太可能很快取得进展。达成普遍一致仅仅是因为进一步的拖延。

 1972 Hoover Dam

Trump and the End of the West?

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鉴于温室效应所固有的巨大惯性,负责和不负责行为所导致的温差将在25年后才得以显现,而产生重大后果则需要50年。今天60岁以上的人很可能不会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距。但多数目前还在30岁以下的民众其命运将会遭到根本性的改变。总有一天,年轻一代将为老一代的喘息之机付出代价。

再来说说债务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和美国(其实日本更甚)的公共债务占GDP之比提高了约40个百分点。鉴于利率接近于零,债务增加目前对收入造成的拖累不大;但因为通胀近乎为零且增长萎靡不振,造成负债率基本稳定下来。因此全球危机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削减债务,从而剥夺了子孙后代投资气候行动或遏制安全威胁所需的财政空间。

未来养老金支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债务。很多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度都是规模巨大的代际转移方案。诚然,在成为养老金的领取者之前,每个人在工作期间都会为之做出贡献。在理想的稳定状态下,养老金制度不会在不同时间出生的群体间造成收入再分配。正如专家所言,养老制度的代际影响基本为中性。

但(20世纪40到60年代中期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对现收现付制度所做的贡献有限,因为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及其父母较低的预期寿命降低了养老金的筹措难度。现在一切因素都已经出现了逆转:增长开始放缓、绝对数量庞大的婴儿潮一代为子女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他们拥有相当长的预期寿命。

那些较早推行养老金改革的国家勉强能够限制年轻人所承受的负担,从而实现代际负担的相对平衡。但那些推迟改革的国家却已坐视年轻人陷入到相当不利的境地。

最后,再来看劳动力市场。过去十年,很多国家新进劳动力面临的条件显著恶化。被称之为NEET(即既未就业也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一族在美国有1020万欧盟则有1400万。此外,很多新进劳力动都面临着缺乏就业安全和反复失业的境况。在欧洲大陆,也是年轻劳动者最先尝到经济衰退之苦。

在气候、债务、养老金和就业等所有问题上,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只是让年轻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一个生动的标志是年轻人中的贫困人数比老年人更多。这本来应该成为重大政治问题,对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税收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监管都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刻不容缓地促使领导人推进通过提高生产率恢复经济的举措。

但新生代差异却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直接的政治影响。它几乎没有在选举辩论中出现,总体而言也没有导致产生新的运动和政党。相反,在选举参与度方面却明显体现出两代人的不同。

在最新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年轻民众的投票率低于20%,而老年公民却在50%以上。类似的趋势也能在其他国家观察到。尽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但年轻人较之其父辈和祖父辈同龄时参与选举政治的意愿却显著下降。

选举参与度方面的代沟解释了政治家为什么关心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多。但是在老龄化社会,年轻人越不愿投票,议会和政府的决策对其利益的考虑也就越少。

诚然,父母一般都非常无私。他们会通过私人转移和赠与等方式来帮助自己的子女。但只有那些拥有收入和财富者才能提供有意义的支持。忽视年轻人群体利益而私下为其提供支持必然导致大规模社会不平等。

如何纠正代际偏见是所有民主国家政治体系的关键问题。的确存在解决方案:比方说强制投票、当选官员任期限制、青年议会或研究代际问题的专门机构。但这些举措要么难以实施、要么考虑到挑战的规模其效果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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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趋势显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不可持续的。但我们尚不清楚年轻人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让自己的意见被全社会听到。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