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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的临界点

华盛顿—在美国和世界踏实既受新的基于特朗普的现实之前,让我们来窥探一番美国人民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假设我们上周三醒来,发现克林顿当选了美国总统。并且,不是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而是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或保加利亚的克里斯塔利娜·乔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被遴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继任者。

克林顿将和英国的梅和德国的默克尔一起,在G7形成临界规模。而女联合国秘书长将让女性拥有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中两个的最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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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Lidegaard argues that the US president-elect’s ability to derail global progress toward a green economy is more limited than many believe.

在拥有如此多女性领导人的情况下,我们将开始问一个问题:当女性统治世界时,会发生什么?世界会变得对女性更加友好吗?它会有所不同吗?

按照社会学家的分类,女性领导人可以归为两类:蜂后型,不太可能帮助其他女性晋升;以及正义女神型,将把其他女性的晋升列为重点。大部分早期先驱,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和以色列的梅厄夫人,都属于蜂后型;她们都回避女权主义。最近,正义女神型开始得势。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巴西的罗塞夫、冰岛的西于尔扎多蒂(Jóhanna Sigurðardóttir)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女性赋权并帮助她们在各自国家提高地位。

默克尔和梅以往更倾向于是蜂后型,而克林顿、拉加德、克拉克和乔治艾娃更像是正义女神型。公平地说,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往往必须比男人还男人。寻求提升其他女性地位可能突出她自身的女人性质,从而削弱她。比如,克林顿是第三位美国女国务卿,但她是第一位感觉自己地位足够安全,能够引领全球妇女和女孩运动的女国务卿。作为总统,她承诺内阁中将有一半是女性,并将进一步推进她在国务院任内退出的措施。

是的,她也将小心翼翼避免被定义为总统。但是,仅仅是出现了大量女性面孔就能产生影响。比如,对有多名法官的美国法庭研究表明,男法官更愿意在有女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偏见案例,而如果有第二位女法官加入,他的意愿会大大增加。“我们每个人,”因为不愿意被认为是“女性”正义的化身而闻名的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法官桑德拉·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指出,“都会在职业生涯中带上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我们的价值观,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换句话说,女性带来了新鲜视角,只有当她们在某一机构中达到临界规模时才能被听到。

考虑一个女性对冲突的视角。证据并不支持女性比男性更爱和平的刻板印象——男性纠纷的和平缔造者和“和事佬”。女性可以是亚马逊战士;想想撒切尔夫人发动的马岛战争和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对老布什不要“摇摆”的劝诫。另一方面,男性在看待战争时会自然想象出一个战士的世界,而女性常常把自己看成必须保护家庭不受她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摧残的女人。正是这种视角上的多元化对于决策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包容性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clusive Security)跟踪观察了女性参与和平谈判时所造成的不同。

敏锐地认识到平民在叙利亚内战和刚果盆地的持续恐怖事件等冲突中可能受到的苦难,以及理解冤冤相报如何在代际间传递确实可能让女性更加可能采取武力干预。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对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提出过著名的批评,指责他在20世纪90年代不肯让美军介入巴尔干冲突,这部分是因为她身为捷克共产主义难民的亲身家庭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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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女性领导人的决定比男性领导人更加容易预测。女性不顽固:她们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和多元化的执政风格。但当女性终于不再是权力桌上的稀客时,当女性数量达到临界点时,她们的声音将有所不同,她们的观点将对周边男性具备更大分量的影响。

2016年,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这一临界点。但我们也许仍然需要等待几十年才能了解当临界点终于达到时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