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ine Lagarde Alex Wong/Getty Images

2018年的世界经济

发自斯坦福——所有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都表明2017年将是美国经济十年来最好的一年。全球经济也正享受着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广泛而同步的增长。而如今的问题这在于:这个强劲表现能否在2018年延续下去。

答案无疑将取决于美国和全球各国的货币,财政,贸易等相关政策。但2018年会出现哪些政策议案是很难预测的。美法英三国都有了新的国家元首,德国领导人在9月份大选后尚未组成执政联盟;美联储的新主席人选还有待确认。同时阿根廷,沙特,巴西等重要发展中经济体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也使得前景更加阴暗难猜。

不过我们依然会满怀希望。首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预测的那样,我们可以指望略低于4%的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率能在2018年得以延续。经济增长不仅提高了收入,还能使银行不良贷款,预算赤字等问题更加容易应对。正如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3年10月一次提议降低企业和个人税率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潮水一涨,万帆皆高”。

在我看来,全球经济复苏将持续,但增速略低,大概在3.5%左右。最需要注意的两个最明显风险一个是周期性好转局面可能出现停滞的欧洲,以及紧张局势可能再次爆发中东产油区。

其次,让我们希望美联储能在其新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稳定执掌下继续或甚至加快其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一方面提高基准联邦基金利率,另一方面收缩其过度膨胀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也希望经济条件能允许其他主要央行(尤其是欧洲央行)效仿这些举动。

在这方面,我预计各主要央行将会继续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这里最大的风险在于市场可能试图考验一下新领导人治下的美联储,比如如果通胀上涨速度可能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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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希望共和党的一揽子税收方案能够在未来十年内兑现其提升投资,产出,生产力和工资的承诺。在此我预测立法会通过,而未来几年的对美投资会比不做出任何行动要高。

可以肯定的是,投资能否摆脱当前的低迷水平还得取决于企业税率以外的其他因素。但税收方案仍然可以提高产出,生产率和工资。问题不在于能否,而是何时。

如果立法效应无法在2018年或2020年选举之前全部释放,那么这种滞后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后果。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正面效应将会被延后,而其主要条款将会被重夺政权的民主党人所逆转。

第四,让我们希望各地的政府都开始着手解决一项迫在眉睫的危机:几十年来一直在上升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成本。随着社会项目的成本日益上涨,国防等必需品的政府支出遭到了挤占,也令到压抑增长的加税压力不断增大。

欧洲尤其避免在周期性反弹下保持清醒。许多欧盟成员国仍需缩减政府债务,欧元区则得着手解决“僵尸银行”危机。除此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追求的结构性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最为急需的。

不幸的是我担心结构改革的进展恐怕会是断断续续的。危险在于缓慢增长无法带来足够的工资收入增长和就业增量以化解许多国家的高青年失业率定时炸弹。另一项风险在于改革尝试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利于长期性投资的政治反弹。

第五,希望欧元区能避免货币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否组建联合政府,让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恢复政治稳定。

第六,我们应寄望欧盟和英国能达成一个合理的脱欧协议以维护双方之间的密切贸易关系。这里的主要风险是贸易的局部下降可能会蔓延开来并造成更广泛的伤害。

而在欧洲之外,我们希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的谈判将产生一个仍然有利于北美大陆贸易的安排。对于贸易来说,最大的风险在于特朗普政府会因为急于扶助美国制造业劳动者而发起一场双输的贸易争端。

第七,让我们希望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目标的新政策能够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竞争和合理关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一方面,有理由担心某些互联网公司在某些市场——特别是在线内容和分发方面——攫取过大权力,以及新技术对个人隐私,执法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进步的巨大经济收益也不容忽视。

监管过多或过少的状况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因自我管理不善或拒绝配合执法而导致一些可怕事件后,公众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实施大规模反弹也是有可能的。

在此我预测达致适当的政策平衡将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未来的事件引发情绪上的共鸣,公众的情绪就会剧烈波动。但我觉得竞争和创新还是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法规监管中找到生存空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希望,各地的恐怖主义都能被挫败,冲突消退,民主与资本主义能恢复一些前进的势头,更大范围的文明与诚实的对话能回归公共领域。如果这一切能在2018年发生,那这将是非常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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