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hicles of Japan's auto giant Nissan Motor are ready to ship abroad before a cargo ship YOSHIKAZU TSUNO/AFP/Getty Images

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化

发自东京——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再到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变局至少有一部分出自于对全球化的逆反。但选民宣泄愤怒的目标本不应是全球化。

无可否认,全球化可能会使贸易经济体内的特定群体境况变糟。那些身处易受国外劳动者竞争影响行业的人尤其脆弱。移民增加了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劳动者数量,有效拉低了本地工人(尤其是那些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工资。而离岸外包则让企业能够将制造业务转移到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国家。

但总体来说,实施包括自由贸易以及至少一定规模开放移民的全球化意愿是强烈的,因为它增加了各个参与国的财富总额。削弱其负面影响所需的唯一做法就是有效的再分配政策,包括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
然而这种补偿性政策却极少被采用,导致那些被抛弃的群体变得日益挫败。然后一批善于利用这类挫败感的政治家纷纷涌现,开始鼓吹一些与真实需要背道而驰的政策。这种趋势最为明显——或者后果最为严重——之处莫过于美国,为了安抚其选举基础中的某些群体,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惜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

特朗普承诺实行的关税首先是为了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特朗普似乎没搞明白的地方在于,当一方的采购额大于向合作伙伴的销售额时市场其实运作良好,反之亦然。如果不再允许出现贸易赤字,世界经济基本上就会退化到以货易货的形式,各国利用自身竞争优势获利的能力也会被削弱。

这可不是什么新知识。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案——将美国对2万多件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了50%——本意是保护美国农民和企业。谁知却引发了各个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导致1929年至1934年间世界贸易额下降了66%,令大萧条进一步加剧。因此也难怪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国会,正如1930年提交的那封信件一样,只望这次政策制定者能够听得进去。

但关于贸易平衡的辩论还有另外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层面:投资。去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长了3.1%,达699亿美元,引发美国商务部投诉。然而这种简单化的回应却忽视了过去几十年间日本企业在美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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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跨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在2015年为美国创造了85.6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对美国工人总体补偿了722亿美元,仅次于在美创造了110万个就业机会和补偿849亿美元的英国。同时韩国企业也在美国投资创造了4.5万个就业岗位;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个数字只有3.8万。日本跨国公司是美国其中十个州占据了投资首名,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州,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加州,甚至位于老工业带的俄亥俄州——那里的反全球化选民对特朗普的胜利出力甚多。

选民对投资的观感与其他模式的全球化截然不同。日本大财团丸红商事部分收购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美国大宗商品管理企业高鸿控股(Gavilon)的举措并未引发在国外进口或移民方面经常出现的反弹情绪。也许人们理解这一举​​措将为内布拉斯加州的农产品开辟新的市场(尤其是在中国)。

这种区别可不是美国独有的。在匈牙利,反全球化——特别是反移民——情绪助推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在4月8日大选中连续三度获胜。而日本企业(例如斯巴鲁汽车)在匈牙利进行的投资不仅仅得到了容忍,更大受欢迎。

可见对全球化某些方面的抵制要比对其他方面强烈得多——这种情况似乎(至少部分)源自于缺乏对贸易如何运作或其益处的理解。既然自由贸易,移民和外国直接投资为有关各方带来了深远的潜在收益,我们又怎能坐视无知和政治机会主义阻碍它们呢?

http://prosyn.org/b2wZzP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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