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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坎布里奇—我告诉一位朋友,我刚刚写了一本关于道德和外交政策的书,她打趣说:“那肯定很薄。”这种怀疑很正常。一项互联网研究表明,关于美国总统的道德观如何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的书籍少得令人吃惊。著名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描述过 美国研究生在1945年后国际关系方面的训练:“道德观点与通行学科法则相悖。”

怀疑的理由显而易见。历史学家大谈美国例外论和道德论,而现实主义外交家,如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思维之父)一直警告美国以德治国(moralist-legalist)传统的危险。国际关系是无政府主义王国;不存在提供秩序的世界政府。国家必须为自己提供防务,当面对生存危机问题时,可以不择手段。有有意义的选择,就没有伦理。哲学家说,“应该即能够。”没人能够因为你没有完成不可能之事而怪罪你。

根据这一逻辑,将伦理与外交政策相提并论是一个分类错误,就像是在问刀声音怎么样,而不是切起来怎么样,或者扫帚甲舞跳得是否比更贵的扫帚乙更好。因此,在评判总统的外交政策时,我们只需要问它是否有效,而不是它是否道德。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过于简化,规避了困难的问题。世界政府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所有一切国际秩序缺位。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存亡相关,但大部分并非如此。比如,二战后,美国卷入了多场战争,但没有一场威胁到它的生存。许多关于人权、气候变化和互联网自由的重要外交政策选择也与战争完全无关。

事实上,大部分外交政策问题都包含着需要从中做出选择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权衡,而不是生搬硬套生存状态公式。一位犬儒主义法国官员曾经对我说,“我将好定义为对法国利益好。道德无关紧要。”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他这番话本身便是一个道德判断。说所有国家都试图按照国家利益行动,这是同义反复,或毫无意义。重要的问题是领导人如何在不同环境下定义和追求这一国家利益。

此外,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美国人一直在对总统和外交政策作道德评判。在特朗普打那通著名的电话之前——要求乌克兰总统帮个忙——其政府的行为已经将道德和外交政策问题从一个理论问题变成了热议话题。比如,2018年沙特异见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后,特朗普被批忽视显而易见的残忍犯罪证据,以维持与沙特王储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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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纽约时报》给特朗普关于卡舒吉的评论贴上了“冷酷的场面话,根本不关心事实,”而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知道,没有哪位总统,哪怕是像尼克松和约翰逊这样的冷酷无情的务实主义者,会写这样一份公开声明无视美国始终坚持不辍的价值观与原则。”石油、军售和地区稳定是国家利益,吸引其他国家的人的价值观和原则亦然。它们如何结合?

不幸的是,许多关于伦理和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评判颇为随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当前争论又过多地集中在特朗普的个性上。我的新书《道德重要吗?》(Do Morals Matter?)试图纠正这一点,指出特朗普的一些行为在二战后的美国总统中没有先例。一位敏锐的记者曾经向我评论说:“特朗普不是独特,他是极端。”

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很少弄得清他们用什么标准评判外交政策。我们赞美里根等总统的声明道德明晰,好像良好意愿被良好表达就足以让人做出伦理评判似的。但威尔逊和小布什证明,良好意愿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实现,可能带来糟糕的伦理结果,如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和小布什入侵伊拉克。或者,我们完全根据结果来评判总统。一些观察者将结束越南战争的功劳记在了尼克松头上,但他牺牲了21000名美国人的生命炮制了挽回颜面的“体面间隔”,最终证明这只是通往战败之路上的短暂休止。

好的道德理性应该有三个维度,权衡且平衡的意图、后果,以及手段。外交政策应该据此进行评判。此外,道德的外交政策必须考某些后果,比如维持鼓励道德利益(moral interests)的制度秩序,还要有特别有新闻价值的行为,比如帮助他国的异见分子或受迫害群体。将“不作为”的伦理后果也很重要,比如在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愿意接受僵局和国内政治惩罚,而没有遵循麦克阿瑟上将的建议使用核武器。福尔摩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从不吠的狗身上学到很多。

认为伦理在今年的外交政策争论中毫无作用完全不得要领。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总是用道德理性来评判外交政策,并且我们应该学习更好地这样做。

https://prosyn.org/QuxL6S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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