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中的缺失之声

发自新德里—边缘群体在政治、金融和文化的权力走廊中缺乏代表的问题正日益引发全球关注。知识赋予权力，所以谁来创造知识非常重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名言：“如果能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教科书……我才不在乎谁来编写那个国家的法律呢。”

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改善低收入国家数十亿人的福祉，但全球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不幸的是，少数富裕国家机构将这类权利据为己有并导致了严重后果，而且整个问题似乎愈演愈烈。

以《发展经济学杂志》这份该领域研究论文的一个主要发表刊物为例。该杂志的专职编辑和10名合作编辑都不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其69名助理编辑中只有两名来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来自非洲和亚洲。

还有世界银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年会，2019年的活动是庆祝创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5周年，但77名与会者中没有一个来自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机构。而我们对发展经济学年会三十年历史的分析表明，在会议论文撰写者中只有7%来自发展中国家机构。

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随机对照试验来检验低收入国家具体减贫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这一长期存在的代表性不足问题正在被放大。虽然随机对照试验运动在凸显发展经济学严密证据要求方面功不可没，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排斥性后果。

以随机对照试验为导向的经济学家凭借其当之无愧的学术声誉就任于世界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并在顶级经济学期刊的编委会任职，而这种关键把关角色又赋予了他们议程设置权。举个例子，20年前发展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有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论文，但据我们分析在2020年时这些论文已经占据了主要期刊文章的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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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斥则是随机对照试验运动本身的特点。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发展相关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心——阿卜杜勒·拉蒂夫·贾梅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近225名附属教授中只有约5%常驻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来自东亚地区机构的代表。此外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成本极高，这意味着减贫研究——以及对它的资助——越来越集中在那些最富有的大学（贫困行动实验室就成立于麻省理工学院）。

事实上，实施随机对照试验的花费可能达到每篇论文数百万美元，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很难在不屈从于富裕机构学术正统思想的情况下对本国进行研究。如果这些研究人员不实施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就几乎没有机会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还可能被视为二流学者。即便相应放宽对作者身份的解读，我们的分析依然表明发展中国家机构在2020年六大经济学期刊基于随机对照实验论文中的占比不到10%。

而更微妙的成本则涉及研究的优先级。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声誉和财力宏大的知名研究人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权力不平衡；低收入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眼中的重要内容也与学术界认为值得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内容之间存在冲突。这些因素必定会为富裕国家的研究人员带来高额私人回报，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所获得的公共回报却微乎其微。

无可否认，那些精英机构中的发展中国家学者都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所在机构文化的激励机制和优先地位都发挥了强大作用。

最后一项代价与一种被忽视的知识类型有关。一些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包括韩国、台湾、中国、越南，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都并非依靠随机对照实验来改变自身命运，使其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然而这些国家的学者一般都不在主要期刊的编委会任职，也不在发展经济学家的会议和研讨会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遗漏对于实现史无前例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尤为明显，仿佛这些国家的发展成功就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似的。

为了防止发达国家对发展经济学知识创造的垄断，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贫穷国家已经让出了主导权，而前者的精英机构则将其据为己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资金和政治干预而严重破坏了自己的大学和知识生产系统——政治干预在社会科学领域尤为有害。除非它们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就将继续承受全球不平衡的后果。

我们还必须聆听小说家石黑一雄在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的教诲，他在演讲中敦促扩大“我们共同的文学世界以涵盖更多来自第一世界精英文化舒适区之外的声音”，这意味着要“更加奋力从当前仍然不为人知的文学文化中寻找瑰宝，无论作家是生活在遥远的国度，还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内”，同时“密切留意不要把我们对优秀文学的定义定得过于狭隘或保守”。

如果用“发展经济学”去代替“文学”的话，石黑一雄的警告为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纠偏行动议程，也表明多样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才是防止精英俘获导致的知识狭隘的最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