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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主政体需要值得信赖的专家

巴黎——上个月,我写过一篇评论质疑英国选民为什么不顾多数专家脱欧将付出惨重经济代价的警告而支持脱欧?据我观察,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选民在经济专家面前感到异常愤怒。他们说专家未能预见到2008年金融危机、一贯在政策建议中奉行效率第一的原则、并且盲目假设因其施政方略而受损的民众能够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得到补偿。我认为专家应当放低身段,进一步关注分配问题。

那篇文章所得到的评论比我其他所有评论文章都多。评论者的反应基本证实了我刚刚提到的愤怒。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远离普通民众,不关心民众疾苦;他们的目的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常大错特错,因此根本不称职;他们偏袒大企业和金融业,或者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他们天真幼稚——没有看到政客会选择与其自身目标相符的分析并无视其他。有人说,专家将辩论分解成无数狭隘、专业探讨的做法客观上要为社会的分裂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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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还收获了来自自然科学专业人士的评论,表示民众对专家信任度越来越低的现象在他们的学科领域也普遍存在着。诸如能源、气候、遗传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观念正面对民众越来越普遍的抵制。比方说在美国,某皮尤研究调查发现67%的成年人认为科学家对转基因生物造成的健康影响缺乏清醒的认识。欧洲对转基因生物的不信任度甚至超过美国。虽然科学的总体支持率依然强劲,但很多民众认为科学研究受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并且在某些问题上,人们的普遍观点与已经掌握的证据不符。

这种专家和民众之间的鸿沟非常值得关注。普选加理智构成代议制民主的基础。理想情况下,审议和表决程序能够促进运用目前所掌握的知识制定出推进公民福祉的理性决策。这需要能力和诚信度都值得信赖的专家把满足选民明确偏好的备选方案告知决策者。如果认定专家另有目的或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则不太可能获得民众满意的结果。对专家的不信任加剧了对民选政府、甚至民主本身的不信任。

专家和社会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所有国家都存在著名的公共健康或安全丑闻。专家们往往态度草率,并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来之不易的信誉就这样迅速丧失了。

但批评者却往往未能意识到科学涉及比企业或政府更繁琐——也更严格的审查。在涉及到分析验证和政策建议探讨等领域,科学在现实中才堪称优秀惯例的旗手。学术界经常会犯错误,但其纠正错误的能力却远比其他领域更迅速、也更系统。科学验证的集体性质同样保证了科学研究不受特殊利益群体的左右。

事实上,问题可能比对专家意见的普遍不满更为复杂。数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全民教育的进步将逐步弥合科学知识和民众信仰之间的鸿沟,进程促成一种更平静、也更理性的民主。

但事实证明科学并没有促进民主。法国社会学家杰拉德·布朗纳令人信服地表明教育既未提升对科学的信任度、也未导致被科学家视为纯粹胡言乱语的信仰和理论的魅力有任何削弱。相反,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往往厌恶专家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因为自己掌握知识,他们自视有能力批评专家并得出自己的见解。

被科学界普遍视为重大威胁的气候变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2015年一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最不关心气候变化的三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最关心的三个国家则是巴西、秘鲁和布基纳法索。但前面一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年,而后面一组则仅有6年。显而易见,教育本身并不是形成这种认知差异的理由。

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存在,我们最好能尽力解决它。首先,我们需要专家团体加强自律。 标志着研究活动的学术自律往往在政策讨论中非常缺乏。谦虚谨慎、程序严密、防止利益冲突、善于认错以及处罚欺诈行为才能重塑民众的信任。

其次,我们应当修改课程为未来的民众提供辨别虚构和现实所需的智力工具。能够减少怀疑、加强批判性的民众可以让社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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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需要开展对话和知情辩论的更好的场所。严肃杂志、题材广泛的期刊和报纸在传统上填补了同行评审期刊和各式骗局间的空间;但它们都力求在数字革命当中存活。还需要其他场所,也许还有新的体制才能填满上述空间。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空洞的民主无法获得繁荣发展。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