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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什么在威胁新闻自由?

柏林—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始于白宫推送关于其国会大厦就职典礼上的人群规模的"另类事实",终于其暴力支持者们在国会山大门前草草写下"谋杀媒体"。虽然特朗普(目前)已经下台,但专业媒体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不仅仅是在美国。无国界记者组织(RSF)认为, 只有12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可算"良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

对全世界新闻自由最明显的威胁来自独裁政权,其中一些政权在加大力度防止媒体报道政治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失败。 匈牙利在RSF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从去年的第89位下滑至第92位,其政府威胁媒体的手段是起诉它们"阻止"政府对抗新冠的措施。护士和医生 被禁止 与独立记者交谈。

威权政权也在改进不太明显的技术来限制媒体多元化。他们拒绝向批评他们的媒体投放国家 广告 (疫情期间,此类广告通常会增加)。它们方便对政权友好的商人购买媒体,比如,在土耳其,从最近的建筑热潮中获益的建设寡头们正在通过收购独立报纸来偿还欠总统埃尔多安的政治债务。

虽然导致类似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政权的崛起的因素可能大不相同,但由此产生的治理模式往往十分相似,因为各政权正在相互学习。这一事实让人们质疑典型的冷战后自由派幻觉:不是历史在1989年终结了,而是只有民主国家能够学习。

民主政体一直犯错误,但根据标准的自由叙述,它们独特的优点在于,只有它们才能纠正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相比之下,威权政权一般不能做到这一点,将陷入停滞甚至像苏联那样崩溃。虽然专制政权并非不可战胜,但若认为它们因为自绝于信息和学习而必然衰亡也过于天真。事实上,他们不断制定新的政策,如表面中立、实则有利于镇压公民社会的法律。

在右翼民粹主义者尚未执政的地方,他们也已善于在网上建立反对的公众,其中的参与者指责记者有偏见,要求他们最大限度地关注右翼喜欢的话题——并在暗地里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双边”报道——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专业精神。通过中立地涵盖所有与政治相关的观点来证明客观性,这一使命在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中相当有效。但是,在政党反对民主原则的时候,这种报告就成了他们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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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只是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罢了。"极化"现象往往具有对称性。人们不必喜欢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政策主张,但他们绝非破坏民主的人物。拒绝承认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并采取措施镇压投票的共和党人才是真的在试图破坏民主;把双方等同起来——通常会提到两极实通的马蹄铁理论——似乎是中立的。但是,正如媒体评论家杰伊·罗森(Jay Rosen) 指出的,把一个不对称的政治现实说成是对称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

记者们可能不再是英国记者W.T.斯蒂德(W.T. Stead)在十九世纪末 所说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主政体的无冕之王"。但是,他们正在学习在普通政策分歧和对自身工作所仰赖的基本自由的威胁之间划清界限(即使这条线经常是有争议的)。

反过来,观众们也了解到, 评估媒体 是一个复杂的挑战:某个媒体可能公正但不独立;所有者可能突发奇想而改变现状。相反,报纸参与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谓的"透明偏袒"完全正常:例如,对于社会民主党拥有的日报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解读新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观众清楚他们得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正在当今大型媒体平台上消失的正是这种透明性:从普通用户到 高水平研究人员,每个人都对自营算法如何将人分组,并优先推送哪些消息一无所知。这不应导致我们谴责社交媒体等新的自我表达形式。相反,我们应该对威权主义者如何利用这些平台来 模拟支持 和压制异见保持敏感。

一些平台基于一种可恰当地形容为"煽动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用更加极端的内容激怒用户,以此保持他们的参与。仇恨是有回报的,因为"参与"可以 被监控 ,关注可以卖给广告商。仇恨也可能形成法国社会理论家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二十世纪初 所观察到可以诞生激进群体的公众。

这样的群体经常攻击记者。 德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被RSF降级的原因之一不是政府压制媒体,而是报道反对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新冠管控方针的示威活动的专业人士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当然,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造成暴力情绪的唯一责任人;但更严格地规范它们似乎现在对保护新闻自由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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