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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s political leaders like Donald Trump and Jair Bolsonaro have forced a reckon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persistence of fascist politics, so have their disastrous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renewed the relevance of the concept of genocide. How else are we to come to grips with so many culpably avoidable deaths?
call for a debate on the historical and moral implications of the Brazilian and US pandemic responses.
Armin Laschet's surprise victory in the CDU leadership contest makes him the front-runner to become Germany's next chancellor, but it doesn't guarantee him the job. Laschet will need to defeat Markus Söder, the ambitious and politically flexible leader of the CDU's Bavarian sister party.
appraises Armin Laschet, who is now the odds-on favorite to become the country's next chancellor.
发自剑桥—就在2020年行将结束之际，欧盟和中国两大经济巨头宣布敲定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正如欧盟委员会在其官方公告中夸耀的那样，这“将是中国有史以来与第三方签订的最具雄心协议”。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欧洲企业拓宽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取消(或放宽)了中国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的要求，并承诺给予国有企业同等待遇以及更高的监管透明度。此外中国政府还会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劳工权利方面承担了一些义务，特别是同意为《强迫劳动公约》的批准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
从纸面上看，这不仅是欧洲工业的胜利，也是人权的胜利。但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所受到的回应并不都是正面的。比如美国的反应就在失望到彻底的敌意之间游移。对强硬派（包括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政府官员）来说，欧洲的决定等同屈服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并将一个重大外交胜利拱手送给了中国。
而许多温和派人士——包括候任总统拜登指派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感到灰心丧气。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更寄望于通过抢先与欧洲达成经济协议的方式构建出一条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
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欧盟对中国人权承诺的轻信让他们感到不安。比利时前首相、欧洲议会议员盖伊·韦尔霍夫斯塔特（Guy Verhofstadt）就发推文指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任何签字都一文不值。”
欧中协议凸显了疫情后世界秩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拿捏那些体制和政治安排截然不同的巨头之间的战略和经济关系？特别是民主国家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同时能否保持自身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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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两个事实：首先，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重大脱钩不可能不引发经济灾难；第二，西方国家——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都无法改变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或压迫性的人权和劳工权益体制。
贸易和投资协定无法将中国转变为西方式市场经济，也无法将其转变为民主国家。因此我们只能寄望于寻求建立一个既承认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多样性，又不至于严重损害国际贸易和投资收益的新全球制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与中国接触时应当把人权或政治考虑置诸脑后，而是意味着美欧应该追求更有限、更可实现而最终也更可捍卫的目标。
其中有两个目标是至关重要重要的：第一，贸易和投资规则应确保西方企业和消费者不会直接成为中国侵犯人权的同谋；第二，这些规则应保护民主国家不受中国各类做法的影响，因为这些做法可能会破坏其在国内劳工、环境、技术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应该是维持和保卫西方国家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输出这些价值。
因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重要问题不是欧盟能否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或者改善其人权和劳工制度。即使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待遇能得到改善，中国对异见人士和言论自由的打压也将持续。即使中国能批准《强迫劳动公约》并执行其规定——这一点能否实现还说不定——中国领导人也不打算承认独立工会。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欧盟是否已经放弃去推动那些限制勾结侵犯人权和劳工的政策或保障欧洲国家安全和劳工标准。
欧盟委员会声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允许欧盟保持其“政策空间”，特别是在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和公共服务等“敏感”部门。在其余领域欧盟对中国投资其实已经相当开放。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政府认为自身能从协定中得到些什么。
答案似乎是中国在针对欧洲未来的限制措施购买保险。协定中包含一项让双方可以互相提起违规申诉的仲裁流程。如果协商不能解决问题，则将争端提交给拥有具体合规程序的仲裁小组。虽然欧盟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防止中国违背承诺的机制，但它也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挑战针对中国企业的特定准入壁垒。
争端解决框架对于任何可行的全球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一个欧洲国家想禁止一家虐待工人或位处新疆的中国企业进入呢？比如法国就已经要求法国的大企业在海外经营中遵守国际人权和环境规范了。
如果欧洲国家采取更强硬措施去阻止有劳工或环境问题的中国企业在欧盟经营呢？仲裁机制是否会认为这些法规与《中欧投资协定》相符？同样，对于那些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市场准入豁免案例，专家组又会给予多大的尊重？
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最终文本，以及仲裁小组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市场准入置于国家自称的“公共目的”之上。
无论如何，无论是美国希望建立反华统一战线的愿望，还是《中欧投资协定》注定无法创造一个更自由、更市场化中国的现实，都不是反对该协定和其他类似贸易和投资协议的有效理由。我们不应该以是否能让欧洲输出其体制和价值观来评判《中欧投资协定》，而是看它是否让欧洲维持自身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