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活动家们学到了什么？

哥本哈根——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倡议大幅减排二氧化碳的论调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去年十二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未能达到目的，联合国气候研究专家组据称有造假行为，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兴趣减弱、怀疑情绪萌生——面对如此种种，气候活动家也改变了宣传策略。

虽然有部分活动分子还在运用恐吓战术（比如在广告中表现不愿意减少碳排放的人都会自爆），许多活动家不再宣扬气候灾难多么迫在眉睫，而是转而重点宣传“绿色经济”所能带来的利益。

在我的祖国丹麦（实际上，在各国都有类似的情况），气候活动家策略的转变便是一个显例。最近，受丹麦政府委托的一个学术委员会研究指出，该国不必依靠国际合作也能在40年内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一目标固然宏伟，然而丹麦的现实却是目前80%的能源供应依赖化石燃料，而绿色能源价格昂贵且供应不稳。

我参加了该委员会报告的发布会，很惊讶地发现该“气候委员会”几乎始终没有提到气候变化。这也可以理解，仅靠一国之力很难阻挡全球变暖的大势：即使丹麦在2050年前做到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并能维持50年，到本世纪末，其效果不过是把全球气温升高趋势推延二周而已。

因此，气候委员会不提气候变化，转而鼓吹绿色经济将给丹麦带来怎样的好处。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效益分析也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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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未必先富。以德国为例，该国在太阳能发电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曾拨款470亿欧元大力推广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可是，大笔投入未能得到相应的产出，常年多云的气象状况使得该国大部分地区太阳能转换率低下，转换出的可用能源仅占该国能源总量的0.1%。

丹麦也力图成为绿色能源的改革先驱，曾在风电领域独占鳌头，收效却不尽如人意。在丹麦，风电产业几乎完全依靠财政扶持过活，而电费还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一些研究显示所谓丹麦五分之一的电力需求由风电供应的说法有夸大之嫌，原因之一在于风力发电的高峰期恰好是本国用电的低谷期，所以所发大部分电力都卖到了国外。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困境表明，由于缺乏必要的跟进措施等原因，新能源尚不能有效地同传统能源相竞争。在侈谈替代化石燃料之前，我们需要建设直流电线路以将太阳能发电和风电传输到大部分人口聚居地的，需要发明储能装置以避免无日光或无风天气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

主张碳减排的活动家还声称，考虑到化石燃料影响气候的成本，绿色能源技术实际并不昂贵。其实，即使考虑气候变化的成本，传统能源仍有价格优势。一项最为全面的经济学元研究表明，仅以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为依据，只有必要在每升汽油上增税0.01欧元（每加仑0.06美元）——与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实行的增税措施相比, 这一调整堪称微幅。

尽管由化石燃料到新能源的依存关系转变需要国民经济的全面改革，丹麦的气候委员会认为这一代价值得付出，因为拒绝变革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该委员会认为，在今后40年里，化石燃料的价格将急速攀升，原因在于资源开采殆尽以及各国政府将对化石燃料大举征税。这一推断与大量事实不符。过去数百年来煤炭产量很多且价格一直不高，目前利用先进技术又能开采出大量天然气，甚至石油供应也可能由于非传统来源（如柏油沙）的开发而大幅增加。

对于政府将征收高额碳税的揣测同样少有根据。化石燃料工业的产值至少占到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阻碍甚至取缔该产业的代价巨大，也不利于其他政策的实施推广。

与化石能源脱钩并非易事。政府必须先把投资研发绿色能源视为当务之急，没有调查研究在先就强令减碳无疑于颠倒衣裳。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研发费用比重，仅依靠向化石燃料征税和给不成熟的绿色能源产业发放巨额补贴不可能带来重大突破，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各国情境即是例证。

在哥本哈根峰会破产之后，气候活动家宣传策略的转变可能是种必然。然而我们真正需要是观念的转变，要认识到过快过早的减碳政策——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并非应对全球变暖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