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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悖论

伦敦—完全可以预料,11月的伦敦桥恐怖袭击发生后出现了大量政治投机。乌斯曼·汗(Usman Khan)刺死了两人,随后被警方击毙。特别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迅速要求延长刑期,叫停定谳恐怖分子“自动减刑”。

2001年9月11日美国爆发恐怖袭击二十年来,恐怖主义已成为西方世界的原型道德恐慌。担心恐怖分子会出现在每一个角落,密谋彻底摧毁西方文明,这是一届又一届英国和美国政府用来引入更严苛的刑法和更广泛的监控权力的伎俩——当然,还包括发动战争。

事实上,西欧恐怖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益减少。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2000至2017年间西欧有996人死于恐怖主义,而1987-2004年这17年间有1833人,1970(GTD数据库开始记录数据的第一年)和1987年间有4351人。历史健忘症日益抹去了欧洲本土恐怖主义的记忆:德国的巴德-美因霍夫(Baader-Meinhof)黑帮,意大利的赤军(Red Brigades),英国的IRA,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恐怖主义,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恐怖主义等。

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原因之一是9/11袭击大大扭曲了数据,2996人在此事件中死亡。但即便我们忽略这一反常情况,很清楚,自2012年以来,美国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稳步上升,逆转了此前的趋势。但是,这一“恐怖主义”有很大一部分完全是美国民间枪支流通过多的结果。

平心而论,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主要存在于中东。但有两点必须强调一下。首先,伊斯兰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一样,是西方或明或暗地实现“政权更迭”的动作的结果。其次,欧洲其实要比从前安全了许多,部分是因为欧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部分是因为反恐技术的改进。

但是,恐怖主义致死人数固然在下降(至少在欧洲是如此),但恐怖主义警报在增加,这给了政府引入更多安全措施的理由。这一现象——即我们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集体反应随着问题本身的减弱而加剧——被称为“托克维尔效应”。在1840年的主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托克维尔指出,“很自然,平等之爱应与平等本身始终齐头并进,平等增多少,平等之爱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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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我们可称之为巴德-美因霍夫效应的相关现象:一旦你的注意力被某事所吸引,你就会随时会看到它。这两个效应解释了我们对风险的主管评估为何会与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风险差异如此之大。

事实上,西方已是历史上最厌恶风险的文明。风险(risk)一词来自拉丁语risicum,中世纪时只用于非常具体的文义中,通常与海上贸易和新兴海运保险业务有关。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法庭中,rischio指侍臣和王子的生活和事业,以及相关风险。但这个词也不太常用。成功与失败更常被归因于某个外部原因:幸运,或fortuna。幸运时不可预测性的化身。它在人间的对应物时审慎(prudence),或马基雅维利的美德(virtu)。

在现代早期,自然作用于人类,人类唯一的理性反应时在合理预期之间做出选择。惟其在科学革命之后,现代风险理论才开始开花结果。现代人类作用于并控制自然世界,因此要算计其所造成的危险的程度。因此,悲剧便不再是生活的正常现象。

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一旦个体行为被视为可计算,可预测和可避免的结果,就没有希望回到前现代的那种将未来事情演变视为命运的无忧无虑的无知状态。卢曼神秘兮兮地指出,“天堂之门被风险一词所封印。”

经济学家也认为,所有风险都是可测量的,因此也是可控制的。从这个角度,他们与那些告诉我们安全风险可以通过扩大监控权力和加强潜在恐怖威胁信息收集技术的人是一伙儿。毕竟,风险便是未来事情不确定的程度,而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浓(Claude Shannon)写道,“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

更安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有代价:我们的私生活被前所未有地闯入了。我们的信息隐私权——现在有欧盟一般数据保护规则保护——日益与我们的安全需求发生直接冲突。无处不在的设备观察、听取、读取和记录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大量数据,从而做出关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行为的推断、预测和推荐。面对“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隐私权逐渐消亡。

此外,还有安全与福利之间的冲突。完美的安全需要消除坚韧和审慎两大人类主要美德。因此,完美的安全人也是不健全人。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应该坚持事实,不给政府他们日益要求的赢得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其他技术上可避免的、生活所产生的不幸的“战斗”的工具。需要有衡量的应对。对于人类历史上的乱象,我们应该铭记赫拉克利特的观察,“一道闪电可以改变一切事情的轨迹。”

https://prosyn.org/uiVb2N8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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