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帝国的衰亡

伦敦—6月份去世的历史学家诺曼·斯通（Norman Stone）一直坚持历史学学生要学习外语。语言让你能够进入一个民族的文化，再由文化进入这个民族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如何看待自身和他人。因此，语言知识应该成为历史学家必备的技术装备。它是理解国际关系的过去和未来的关键。

但这一对了解特定语言的根本重要性的信念已经消失，哪怕是在历史学家中间也是如此。所有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始于对普适语言的向往，从而能让细节契合观点。因此，它们的知识模式即效仿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一般性。只要我们以普适且（关键地）非历史（ahistorical）的原则理解人类行为，我们就能觊觎控制（当然也要改善）它。

陷入这一诱惑最深的社会科学莫过于经济学。其渴望的普适语言是数学。其人类行为模型不是基于近距离观察，而是基于假说，这些假说在不经意间脱离了经济学家的智识和政治环境，甚至可以说丝毫不接地气。于是就出现了以下逻辑推理前提：“所有绵羊都是白的，因此我见到的下一头绵羊也将是白的。”换成经济学版本：“所有人类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按照效用最大化的方法行事。”这一方法给了经济学家独树一帜的预测力，特别是当效用都可以量化地表达和操纵时。用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话说，者让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