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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财富和文化

就像共产党政权曾经把卡尔·马克思奉为神明一样,现代经济学家已经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尊为先知。他们总结斯密的核心原则——即无论在何种文化条件下,好的激励机制就会产生好的结果—— 这已经成了经济学的信条。但这种观点是对历史的误解(也许也是对斯密本意的误解)。

带来现代经济发展的不是好的激励机制,而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的社会中创造新的经济文化。要想让贫困社会快速发展,我们就不仅要改变它们的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更要改变它们的文化。这就要让更多社会民众了解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

尽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激励机制的重要作用,世界历史的三大特征显示出文化的主导作用。

  • 过去,出色执行激励机制的政府——即充分激励公民的政府——常常与经济停滞紧密联系。
  • 贫困国家、包括未实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行为激励机制要远远好于德国或瑞典等繁荣富足国家。
  • 工业革命本身是英格兰民众基本经济偏好变化的产物,而不是制度变化的产物。

比如,1857到1947年间在孟买迅速发展的棉纺织行业在经营中没有任何雇佣限制、资金百分之百安全、法律体系稳定高效、没有任何进出口控制、世界各地企业家自由进入、而且自由进入英国市场。不仅如此,孟买棉纺织业还拥有世界最廉价的资金和劳动力,而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总体生产成本的60%还多。20世纪早期6-8%的利润率足以吸引建设新工厂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