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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技术的黑暗面

纽约—根据一份在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前进行的未公布的“餐桌调查”(kitchen table survey),在一个美国最大的本地工会中,占多数的西班牙裔中有95%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而不是她的共和党对手特朗普。但只有不到3%的工会成员真的准备去投票。原因就在于经济。

对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来说,投票的成本——包括不上班而损失的额工资、往来于投票站的交通,以及确保合规的身份证明(如驾照或护照)——实在太大。这反映出美国的一个大趋势,即美国穷人常常无法充分参与到美国的民主中。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家庭收入不足每年20,000美元的合格候选人只有不到一半投了票,而家庭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合格候选人投票率为77%。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智库Demos报道,在收入少于每年30,000美元的家庭中,有68.5%的人没有去投票。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通常拿出的解决方案也有严重的缺陷。

这些解决方案往往聚焦于数字技术,称数字技术能通过降低投票成本提高投票参与率。比如,移动应用被吹捧为提高选民投票率的手段:人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方便的形式投票,不管是在工作场所的休息室,还是在自己家里。

这一概念听上去当然非常诱人。爱沙尼亚被广泛认为是投票技术的领先国家,其2011年议会选举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投票是在网上投出的。

但这类技术对于投票参与率的实际影响仍颇可怀疑。尽管爱沙尼亚的在线投票率在2007至2011年的选举中增加了近20%,但总投票率只增加了两个百分点不到(从61.9%增加到63.5%)。这表明在线投票可能只能促使积极参与的选民改变了投票箱,而没有鼓励更多选民参与投票。

但投票技术可能不仅仅是无效的;实际上它有可能弊大于利。这类技术不但降低了选民的成本,也降低了国家的成本,使组织选举变得更加容易。这里的风险在于,较低的成本将鼓励更加频繁的选举和公投,从而降低政府的效率。

如今,全球经济增长萎靡不振,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节节下降,政府效率至关重要。据美国世纪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更高效的政府有助于减少贫困、改善教育和医疗、延缓环境破坏和打击腐败。

高效政府的一个关键特征是长期思维。决策者必须致力于让他们当选的政策目标。但他们也必须给予适应新发展趋势的调整以足够的政治空间,即使这意��着改变政策承诺。

如果选举和公投不断,这就无法成为现实的选择。相反,决策者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拿出取悦选民的短期成果——否则就要受到选票的惩罚。可能的结果是产生短视的日程,很容易受到受政治动机趋势的突然转折。除了危害政治信誉和市场信心,这种波动还可能在当选政客和技术官僚公务员之间制造摩擦,损害对基于事实的前瞻性决策至关重要的关系。

公投的支持者们认为它是民主的典范,给予普通公民针对具体的政策决定的直接话语权。但是,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投会破坏选民和他们委托代表公民制定政策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不幸的是,公投已经成为西方决策过程中越来越普遍——后果也越来越严重——的特征。英国在其整个历史上只进行过三次公投,其中两次是在过去六年进行的(另一次是在苏格兰)。法国总统候选人菲永(François Fillon)在刚刚举行的法国大选中承诺,如果他当选就会举行两次公投——并且表示法国需要多达五次公投。

而选举也变得越来越频繁。G20政治领导人的平均任期已经下降到创纪录的低位3.7年,而1946年时为六年——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导致了政府短期思维的兴盛。

选举技术是否真的刺激了更大的投票参与率尚不清楚。清楚的是,如果这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可能加剧破坏公共政策的趋势,包括政府提振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结果的能力。

降低穷困公民民主参与的壁垒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如果这些公民的利益也因此受到了损害,实现这一目标良好的意愿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