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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者和民粹主义

纽约—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输掉美国大选,在6月英国退欧公投后眼看就要席卷全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会不会开始消退?还是反对全球化和移民的叛逆潮将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人们广泛认为,英国、美国和欧洲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崛起反映了收入停滞、不平等性加剧、结构性就业和过度的货币宽松。但出于一些原因,应该质疑民粹主义政治和经济不景气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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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部分民粹主义选民不穷,也有工作;他们不是全球化、移民和自由贸易的受害者。反建制情绪高涨的主力军是劳动力之外的人群:退休者、中年家庭主妇和主夫以及享受残疾救济的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

在英国,英国退欧公投实际投票详细情况分析已经出炉,受到来自移民和中国进口品的低工资竞争的直接影响最大的人群——35岁以下年轻人以很大比例(65%对35%)反对英国退欧。与此同时,60%的退休者以及59%的残疾选民投票支持“脱欧”阵营。相反,53%参与投票的全职工人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兼职工人则为51%。

英国的数据表明,文化和种族态度,而不是直接的经济动机,才是反全球化投票真正的区别因素。在被问及“社会自由主义”是“好力量”还是“坏力量”时,87%的“留欧”选民说它是好力量,53%的脱欧选民说自由主义是坏力量。在“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上,差距更大——65%的脱欧选民反对它,86%的留欧派支持它。另一项公投后BBC发表的分析发现,脱欧投票的最强指标是对死刑的支持。

在美国,民调显示性别是比年龄和教育程度更重要的支持特朗普指标。本月初,特朗普在总支持率上只落后克林顿几个点,一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民调比较了2012年的选举倾向。调查发现,白人支持特朗普的比例比不支持高40个百分点,并且在2012年的大选中,支持共和党提名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白人男性比例也要比不支持高出13个百分点。

相反,白人女性支持克林顿的比例略高,反对共和党的比例在15个百分点上下。在没有大学文凭的选民中,性别差异更加明显: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性支持特朗普的优势高达60%,支持共和党的优势为28个百分点,而女性支持民主党的优势为十个百分点,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只是略高。

因此,这一通常归因为经济仇恨和全球化的冲突实际上只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撕裂西方社会的文化战争的最新战役。最重要的经济意义是2008年金融危机形成了有利于年纪较长、思想较保守的选民政治逆袭的条件,而他们一直是种族、性别和社会身份的文化战斗中的输家。

危机前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思想让许多争议性社会变化——从收入不平等和激烈的工资竞争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平权法案——几乎无人挑战。“进步的”社会自由主义和“保守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似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当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在2008年危机中破产时,对社会自由主义的政治挑战便不再能够引用非人化的经济学定律来解决。

但既然社会变化不再能够合法化为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民主国家也就不可能投票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成为主流之前的社会条件。现在,美国、英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均已明确多数支持种族和性别平等,而即使是显然受到欢迎的政策,如贸易保护主义和严格的移民管制,也很少在民意调查中赢得30—40%以上的支持。那么,为何英国退欧能胜出,又为何唐纳德·特朗普仍有可能当选下任美国总统?

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背后均有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它由两股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运动组成。两者的大部分支持者事实上都是希望扼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变化的社会保守派和保护主义者。

英国退欧和特朗普选战的两个最有效的口号是“夺回控制”和“我要祖国回来”。但受这一“返祖”的极权情绪驱动的社会保守派在���何西方国家都没有达到多数。仅凭一己之力,社会保守主义绝无可能动员超过30—40%的选民。要获得多数,社会保守型保护主义者必须联合撒切尔夫人-里根自由放任运动的残余势力,后者憎恨2008年后的干预主义经济管理,希望加强社会保守派所憎恨的竞争、去监管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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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不稳定的政治结合现在正在美国分崩离析,英国也是如此,首相梅的政府分裂为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者和经济自由派两个阵营。如果11月8日的美国大选确认特朗普无法结合社会保守派和经济自由派,使之成为一个无往而不利的联盟,则欧洲民粹主义者也可能陷入类似的分崩离析。

果真如此的话,英国退欧投票将只是一个偏差——不是通往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的强大新趋势的起点,而是由社会极权主义者和自由放任市场自由派组成的不稳定联盟对现代性的反动的终结。它将是日渐老去的一代试图将他们的老旧本位主义凌驾于日益信奉世界大同的年轻一代之上的最后一搏,但这一尝试只在一个不幸的国家取得了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