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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bini6_Laszlo BaloghGetty Images_orbanvotingelection Laszlo Balogh/Getty Images

降临欧洲的选民压制现象

发自罗马——选民压制现象首先于1885~1908年间出现在美国,当时南部11个州制定了旨在阻止或妨碍前奴隶及其后代参与投票的法律。从那时起,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都尝试过类似的策略。而今选举歧视或许已经蔓延到欧洲,一些欧盟成员国正在探索各种手段来禁止或阻挠某些主要选民群体投票。

据正式统计,大约有1700万欧盟公民在另一个欧盟国家工作和生活(欧洲内部移民的实际总数肯定更高)。这些欧盟内部移民中的大多数人要比欧洲平均水平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并且来自更容易滋生民粹主义的经济较弱势国家。实际上许多人之所以移民正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更多的亲欧盟、国际化的倾向,然而这些人的声音却很少能得到倾听。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希腊的投票模式各自展现了侨居欧盟其他国家的民众政治权利受到侵蚀的程度。那些抵制自由权利的执政党知道这些散居在外的群体可能会在选举中反对它们,并因此避免鼓励或采取积极步骤去阻碍其政治参与。

以匈牙利为例,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一方面想方设法阻挠更可能反对他所在党派(青年民主联盟)的西欧匈牙利侨民参与投票,另一方面则简化其它亲青民盟地区匈牙利人的投票程序。青年民主联盟于2010年上台后,许多匈牙利裔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人(其中很多人从未在匈牙利定居过)都获得了公民权和选举权,而所谓的西方匈牙利人则被禁止邮寄投票,只能前往当地匈牙利大使馆或领事馆。外地匈牙利公民占到了其选民总数的4%以上,但在上届大选中只有其中不到15%的人投了票。

原因很简单:可供使用的境外投票点太少。奥尔班政府仅在德国开设了4个投票点,英国3个,意大利和法国分别有2个,在爱尔兰只有1个(该国有9000名匈牙利公民)。许多侨居外国的潜在选民无法或不愿走几百英里再排队等几个小时投票。对此布达佩斯政治资本研究院的罗伯特·拉斯洛(Róbert László)指出:“鉴于(奥尔班)政府在维持国外不同国民群体之间投票歧视方面的顽固做派,我们可以假设决策者已经意识到简化西欧侨民群体的投票程序将对反对派有利。”

这项评估似乎是准确的。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亲欧洲中间派政党动量运动(Momentum)得到了匈牙利总体投票数的9.9%,但在海外选民中拿下了29%的支持率,与此同时青年民主联盟在海外选民中的支持率则比其全国得票率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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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意大利的数据也展现出了类似趋势。在去年的欧盟选举中,亲欧盟的意大利民主党在英国意大利选民中的支持率几乎是意大利本地选民的两倍。同时走右翼民族主义路线的意大利联盟党在居英意大利选民中只获得了11.6%的选票,远低于其国内得票率(34.3%)。在旅居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意大利选民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但问题在于只有很少一部分海外意大利人真去投了票。在意大利2018年大选中,前5大意大利选民居留国的选民投票率约为30%,而意大利国内选民的总体投票率则为73%。在欧盟选举中,160万符合资格的意大利国外选民中只有7%投了票,而意大利人整体投票率为54%。因此如果国外选民的投票率与国内投票率等同(假设票数分配率也一样),虽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意大利联盟党和意大利兄弟党)仍将获得最多的选票,但它们相对于进步派亲欧盟政党的领先优势将减少1.5个百分点。

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波兰2019年10月的大选中。该国执政党、欧洲怀疑派法律与正义党赢得了众议院43.6%的席位,亲欧盟政党联盟紧随其后,获得27.4%的席位。然而这些比率在波兰侨民中间颠倒了过来,亲欧盟政党联盟以38.95%比24.9%击败了法律与正义党,而实际上只有1/7的海外波兰选民投票。如果海外人士和国内投票率相等(并假设票数分配相同),则法律与正义党的领先优势将缩小1.2个百分点。

在长期债务危机导致希腊将近五十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5%)外迁之后,这类选举动态在该国变得更加明显。在2019年初,关于如何放宽对这一“人才流失一代”的投票权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当时的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最终否决了改革。结果是只有2.9%的合资格国外选民参与了欧洲议会选举,而参加该国7月份大选的比例也仅仅多了一点点。激进左翼联盟虽然最终下台,但其选举谋划是正确的:它在国外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较低。

当然,并非所有欧盟内部移民都是亲欧洲的;这些人的选票也不会永远流失。伦敦地区的拉脱维亚人的自由化倾向往往比生活在英国外围地区的拉脱维亚人更高。在2014年罗马尼亚总统大选中,罗马尼亚国外选民实际上全体动员了起来将胜利交给了自由党的克劳斯·伊奥汉尼斯(Klaus Iohannis),逆转了投票率偏低的趋势。

但是这种例外仅仅证明了一个法则:随着欧盟内部移民人数的增加,在国家和欧盟级别的选举中外国选民的选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奥尔班这样的反自由主义领导人来说,对更加自由化选民的阻隔迄今为止都被视为一道安全阀。根据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经典政治参与模型,民粹主义者会告诉我们这些选民选择了“退出”而非“发声”或“忠诚”。

由于对选民压制威胁的认识才刚刚萌芽,民粹主义者将继续利用过时的体系来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公民协会组织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外国侨民进行登记和投票,例如通过提供前往投票点的运输工具和安排轮候投票的系统。但是从长远来看,欧盟国家将需要更多地合作以保证所有符合条件的欧洲人都能行使投票权。这不仅意味着要使提供可供投票的公共设施,而且要表明它们正在采取这样的步骤来更广泛地拥护民主原则。

https://prosyn.org/WNeYnqy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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