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自法院出

莫斯科—在臭名昭著的1857年斯科特诉斯坦福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Roger Taney）裁定非洲裔美国人不是也不可是美国公民，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它在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实现了（实属不易的）均衡——违宪。许多人将该裁定视为点燃美国内战的火花。美国最高法院似乎并未从这个错误中汲取教训。

最高法院颠倒政治的权力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1832年，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裁定佐治亚州所实施的允许褫夺切诺基（Cherokee）人领地的立法违反了联邦条约，但据说杰克逊总统不满地说：“约翰·马歇尔做出了决定；现在让他来执行。”事实上，杰克逊未必说过这句话，但他和佐治亚州确实无视了这一裁定。

但全球而言，法官对于政治制度的颠覆作用可能不亚于任何一场革命——通常起到了破坏而非推动正义事业的作用。1894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船长因为捏造的间谍指控而被定罪，这让法国分裂了几十年，在一战前夕对法国造成了致命的削弱（德雷福斯在最终获得免罪之后，还是参加了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