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 Flake & Susan Collins Al Drago/Getty Image

临阵脱逃

纽约—民族的命运,常常由一小撮人在某个特殊历史时刻的选择决定。如今,美国正面临这样一个时刻。一小撮共和党的决定不但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将影响民主的未来。

The Year Ahead 2018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and policymakers examine what’s come apart in the past year, and anticipate what will define the year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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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充满了类似的重要选择,结果有好也有坏。一百年前,俄国革命面临着列宁的钢铁意志和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优柔寡断之间的抉择,后者最后黯然离开圣彼得堡,逃离布尔什维克之手。

在另一场俄国革命中——1999年新年前夜,总统普京在政府中站稳了脚跟,并借此一直统治至今——同样也出现了时任领导人的刚愎自用。总统叶利钦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置于俄罗斯的福祉之上,提名前克格勃上校普京为自己的继任者。

再来看一个比较积极的例子,如果1940年6月当时名气相对不大的戴高乐将军没有流亡并以满腔热血号召祖国抗击纳粹侵略分子,今天的法国会是怎样一副情况?如果那一年不是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西方会怎么样?

美国也遇到过类似的关键时刻,肯尼迪在他的《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中就描述过一些。这本书写于他成为总统之前。比如,为了拯救联盟,国务卿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支持1850年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50),尽管他憎恨奴隶制。

类似地,为了捍卫个人不能因为追溯法被判有罪的美国司法原则,塔夫特(Robert Taft)谴责纽伦堡审判,尽管他憎恨纳粹。韦伯斯特和塔夫特,以及肯尼迪所考察的其他六人,冒着政治和名誉扫地的风险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

这一政治勇气不是过去的专属。上周,11为英国保守党议员批评首相梅政府的“亨利八世权力”——在不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制定新法或取消旧法的威权。在前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Dominic Grieve)的领导下,反叛的保守党议员们不惜一切代价拒绝这一做法。而代价确实高昂:格里夫受到了死亡威胁,其他人也受到了保守党领导层的抨击。

在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勇气和无私难觅其踪。但是,当总统特朗普的占国会多数的共和党想要推行有利于美国最富裕家庭、却让已经负债累累的国家在增加1万多亿美元债务的税收法案时,这样的勇气更加不可或缺。

美国共和党向来批评一切会增加美国预算赤字的措施。俄亥俄州的罗伯·波特曼(Rob Portman)甚至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白宫行政和预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但如今他们支持将导致赤字增幅比奥巴马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减税计划。(应该指出,奥巴马是为了避免大萧条重现才大幅举债的,而不是为了给富人节省巨大的税收开支。)

平心而论,七位共和党参议员——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田纳西州的罗伯特·考克(Robert Corker)、亚利桑那州的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威斯康辛州的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阿拉斯加州的丽莎·莫尔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都表达了对该法案的担忧。这些担忧与这几位参议员都或明或暗地表达过的更加根本性的顾虑遥相呼应:特朗普政府正在给美国的制度造成严重伤害。

但即便是这些参议员,现在也眼看就要就范,向特朗普妥协以令他实现有利于其摇摇欲坠的总统生涯,但同时会深化长期不平等的重要立法胜利。如此,他们将党派忠诚置于国家担忧之上。

当然,很难要求麦凯恩拿出更多的英雄气概。他在越南的五年战俘生涯只有特朗普发出质疑,而如今他与脑癌的不懈斗争也将进一步加深大部分美国人对他的尊敬。但事实是麦凯恩正在与自己在脑部手术后返回参议院时所发出的号召渐行渐远,当时他说要回归“参议院昔日的立法方式”,包括对法案的公开听证委员会。

麦凯恩的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同事同样也面临食言而肥的局面。用《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为自己的回忆录命名的弗莱克最近在参议院发表了热情的演讲,批评了特朗普。弗莱克说特朗普威胁着美国的“原则、自由和制度”,他不尊重“事实和体面”,经常搞一些小家子气的“不计后果的挑衅”。但弗莱克也将腆着脸支持特朗普的税收法案。

莫尔科夫斯基和柯林斯在阻止特朗普支持的取消2010年平价医疗法并用更残酷的医疗法案取而代之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考克也曾表现出和特朗普划清界限的姿态。但在为富人减税的问题上,这些人和坚定的特朗普阵营成员一样,心甘情愿地用荣誉换取组织的认可。

多年后,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政客将考察特朗普的总统生涯,为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件做出解释,他们会借用肯尼迪的标题,写一部《临阵脱逃》(Profiles in Cowardice),集中描写共和党人的不健全人格。问题是到那时美国的民主会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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