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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Union’s cumbersome and narrowly defined regulations for public procurement and spending are not simply inadequate; they are dangerous. They weaken the bloc’s ability to protect itself from a broad range of Russian hybrid attacks while prolonging Russia’s aggression in Ukraine.
propose a European Defense Production Act to help fast-track processes for public procurement and spending.
The intricate legal issues and colorful characters in Donald Trump's criminal trials will undoubtedly keep the media and the viewing public enraptured for months to come.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2024 election,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is how the defendant appears to a narrow sliver of undecided voters.
points out that optics, more than the law or the facts, will be what matters most for the election.
发自纽约—中国于今年9月做出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而日本也在一个月后做出了类似承诺。由于这些承诺是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时作出的，因此很容易被解读为当前地缘政治全球领导权争夺战的一部分。但是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因为各国在这方面争相申明更远大目标和出台更有力政策的竞争将使所有人受益。
为了将这些承诺落实为实际成果，我们就得锁定这些近期承诺，并为其他国家提升自身气候目标创造激励。虽然新冠肺炎封锁措施令今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减少，但疫情前的大规模排放量可能会在2021年卷土重来。
我们如何才能着手以及时，有效和公平的方式真正减少排放？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国人需要将人均碳消耗量从高出当前中国水平约200％减少到约80％（从每人每年约18公吨碳减少到10公吨）。同样，德国需要将其人均碳消耗量从高于当前中国水平约80％降低到低于该水平（从每人每年约10吨减少到6吨）。而中国则需要在2030年之前限制其人均排放量，同时还要迈向碳中和。
对于那些惯于听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人来说，这些建议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在大气温室气体的年度排放量方面中国确实是世界第一，其次则是美国。但是就个人的年度排放量而言，德国人一生的平均碳排放量要比中国人高出80％；而美国人的平均碳足迹则比中国人高出200％。
这些差异显示在下图表中，该图表跟踪了1995~2015年间美国，德国和中国的人均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关系（这些数字是通过将一份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中的信息以及按行业，国家和年份列出的生产碳排放强度相结合来计算得出的。）
[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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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由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全部存量引起的，而不仅仅是给定年份的排放量。由于温室气体的消散相当缓慢，因此工业革命以来的累积排放量（尤其是自1900年以来的排放量）造成的损害要大于2018~2020年间的排放量。从这种累积的观点来看美国和欧洲排放了绝大多数温室气体，并且远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排放量之和。
然而并不是所有发达经济公民都会感受到自身所负有的责任，原因至少有三点：首先，我们经常听到政客和媒体宣扬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尽管这是事实，但却并非事实的全部；其次，欧美在控制更易被肉眼观察到的颗粒状污染物方面比中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但这与限制令地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是同一回事。
最后，富裕国家进口的产品通常比其出口产品拥有更高的碳强度，这意味着其居民的高碳生活方式部分来自于将一部分排放量外包到其他国家。那些贸易帐户处于平衡状态的富裕国家正是处于这种状态，而商品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更是如此，比如美国人就维持着一个碳强度比该国国内碳生产所表现的高出许多的生活方式。
为了克服当前这些巴黎气候协议下的空洞承诺并弥补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虚耗的时间，我们既需要新的承诺，也需要新的大棒和胡萝卜。首先，所有富裕国家都应争取于2050年前在消费端实现碳中和，而不仅仅是在生产端。而那些有能力早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也应该提早做到这一点。
此外，当今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应力争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碳强度通常要高于其进口的碳强度，因此要在生产端实现净零排放承诺可比消费端更难。国际社会需要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条件是它们要努力在2075年前实现碳中和。
而我们可以做得比仅依靠国家承诺和自愿遵守更好。欧洲、北美、中国，日本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在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统一结构性关税的同时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国内税，以此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提高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这类碳关税所产生的收入不仅可以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还可以投入创新研究以降低碳捕获和存储的成本。
碳关税将提升中国放弃近期气候承诺的成本，因为其碳密集型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将降低。这也将使中国更愿意兑现其承诺，因为这能减少其流失到其他环境标准较低的出口国的业务。当然，任何缺乏美国和中国参与的国际碳关税制度都将无法有效涵盖足量的全球进口和消费量。
美国候任总统拜登的胜选和中国的新气候承诺共同代表了一个应对碳排放的新契机，而我们则应当在它消失之前好好把握住。
魏尚进，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金融及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