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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的“英国退欧”

卡塔赫纳—媾和总是有些“精神分裂”的尝试——事实上,分裂程度往往大到受到对抗双方自身阵营内部政治影响的程度。最近的哥伦比亚正是如此,选民以微弱多数拒绝了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之间克服万难才达成的和平协议。

全民表决和公投貌似最纯粹的民主表现;事实上,它们也是依靠诡计和谎言的领导人所钟爱的工具。因此,独裁者和极权者常常采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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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哥伦比亚的全民表决——就像6月份英国的退欧公投——绝非民主的胜利。马修飓风让民调显示支持和平协议的地区的数十万人无法前去投票,在哥伦比亚3,400万有资格的选民中,只有37%投了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阵营以极微弱优势——只有0.4%——胜出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以前总统乌里维(Álvaro Uribe)为首的反对阵营预计将迫使总统桑托斯重回谈判桌,与FARC谈判截然不同的新和平协议。考虑到桑托斯所谈成的协议花了长达四年、克服各种复杂情况才大功告成,反对派的预期完全是不合理的。

和平计划永远无法完美,哥伦比亚也不例外。但是,如果协议谈判顺利,最终结果将是利远大于弊。而哥伦比亚和平协议正是如此,它解决了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影响到土著社区、性别平等、同性恋权利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战斗而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的问题。该协议还包括了历史性的土地改革计划。

对乌里维及其反对阵营而言,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如何解决转型期正义问题。谈判者认为无条件实施正义是不可行的。反对派认为这等价于不予惩罚——而这是不可接受的。

但政府的计划是正确的。毕竟,这是一场谈判而不是投向。叛军集团并没有被击败,因此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型期,期待严格按照法律对待正义问题是不合理的;必须考虑到政治环境。

反对派丝毫不顾现实,仍然要求FARC游击队接受审判,而犯有战争罪的哥伦比亚武装部队成员应该获得“司法豁免”。他们希望转型期正义特别法庭(Special Tribunal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解散,FARC领导层禁止参与政治。他们还要求在形成一致的农村改革协议中保护大地主的利益,并指出协议的实施应该服从政府预算约束。

为了让他们的不合理要求赢得支持,反对阵营坚持拿哥伦比亚人对FARC的厌恶心理(这种心理相当正常)做文章。乌里维强烈警告说,和平和平协议将给哥伦比亚带来恐怖主义和“卡斯特罗-查韦斯主义”。

当然,反对豁免并非哥伦比亚人否决和平协议的唯一原因。一些人反对协议中的社会进步要素。反对阵营的关键人物、前司法部长奥东内兹(Alejandro Ordóñez)坚持要求将“性别”一词从协议文本中删除。投票后,他声称这是“哥伦比亚信仰者”的胜利。

但对豁免的反对也许连乌里维和其他反对阵营领导人的真正动机都不是。毕竟,包括乌里维在内的一些人,尽管他们现在反对豁免,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M-19左翼游击队,他们是支持和面的。今天的区别在于2018年将举行总统选举,而选战已经开始。

反对阵营不是要求不同的和平协议,而是在为权力斗争。乌里维派不可能信奉他们对和平协议的荒唐指责,或认为FARC有哪怕一丝机会同意他们所提出的条件。但他们不想让桑托斯占据给哥伦比亚带来和平的功劳。这无非意味着政客不再能够借口武装冲突来为他们无法解决该国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开脱。

这些政治阴谋的后果是影响深远的。如果和平成为选举政治问题,其他许多东西也将如此——从而让哥伦比亚民主进入长期政治动荡。

但捍卫新协议的时机正在丧失。当桑托斯酝酿和平协议时,FARC仍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组织,其领导层非常团结。全民表决后,FARC内部产生了困惑,这也许预示着它将分裂为不可控的农村军阀和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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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哥伦比亚和平前景走出困境,政府需要加紧与FARC就反对派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谈判。毫无疑问,结果将无法达到乌里维派的要求,但将由大量反对选民被说服。事实上,修订后的协议文本可能足以赢得批准——不管是通过新全民表决还是(更理想的情况)国会批准。这一方针能够带来和平,尽管它无法平息反对派不断地挑战桑托斯在这一问题上的遗产。

要不是乌里维的总统执政记录,桑托斯所谈成的和平协议无从实现。乌里维通过坚决起诉FARC的战争罪改变了形势。现在,乌里维必须扪心自问,他是否想因为破坏哥伦比亚赢得的和平而成为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