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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释放中国城市的潜力?

香港—中国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不断上涨的住宅价格再度成为一个热点。这些城市的房价已经赶上了全球地产最贵城市(纽约、伦敦和香港)房价的一半。为了在压力超负之前释放一些房产泡沫,中国需要更好地管理其日新月异的 城市化进程。

这不仅仅是四个一线城市的问题。当然,一线城市的楼市过热问题是最紧迫的。这些城市的政府迅速采取了降温措施。比如,北京提高了本地居民购买以投资为目标的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至房价的80%,并完全禁止了非居民投资性购房。

但这些需求管理措施只是权宜之计。长远可持续方案要求地方决策层直面一个现实:由于优秀的年轻人才迅速流向能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城市,推高了对这些城市的住宅需求,而其供给却非常有限,显然供给跟不上需求。 在管理与引导全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决策者必须合理平衡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这两股力量 。

在中国600个城市中,前100个大城市最能反映城市化的压力与潜力。2016年,这100个先锋城市里居住着7.143亿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52.8%),并创造了75.7%的GDP。其中有六个城市去年GDP增长超过10%,而全国平均水平为6.7%;82个城市的GDP增长介于6.7%与10%之间;只有12个城市GDP增长低于或等于6.7%。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有33个城市的人均GDP在12,475美元以上,而这意味着,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它们已经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四年前,只有16个中国城市跨越了这一阈值。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四大一线城市,这33个高收入先锋城市的发展经验不仅更令人瞩目,而且对中国未来发展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洞见。

本文作者之一参与编写新书《中国未来:佛山模式 》(China’s Evolving Growth Model: The Story of Foshan),对其中一个已经步入高收入的先锋城市,广东省的佛山市,展开了详细的案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 佛山从广州附近的一个鱼米之乡,发展成中国最有活力的一个工业城市,其2016年人均GDP高达17,202美元,而北京为16,624美元,上海为16,251美元。2016年,佛山GDP增长8.3%,而北京为6.7%,上海为6.8%。其中工业贡献了佛山GDP的60%。

此外,在过度负债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国,2011年佛山贷款与GDP之比只有8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1%。佛山的GDP增长为全国最快的城市之一,并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导,地方政府则提供了合理的扶持,其增长主要依靠自我融资而非债务。民营部门为佛山固定资产投资(高峰时只占GDP的30—40%)贡献了三分之二的资金。

佛山的发展战略重点是让本地企业与市场融入活力十足的珠三角湾区,其中包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等全球性城市,从而保证了与全球供应链的连通。此外,佛山也注重发展职业技能和能力培养,打造了全球最大的灯具和家具市场。

佛山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遍布全市30多个专业化产业集群,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中。比如,美的集团已成为全球���用电器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领导者。

佛山还与周边城市融为一体,彼此补充比较优势,达到区域经济共同进步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佛山保持着激烈的内部各区镇间的竞争及与中国其他城市的竞争,而这有可能是其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佛山市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是第一批试点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地方政府之一,在培养民营企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领头作用。特别是,它支持职业技能升级,建设关键性基础设施,同时避免建造无力承担的住房和不合适的办公楼。在饱受产能过剩和房产泡沫之苦的中国,佛山的许多政策很有先见之明。

成功的关键是佛山政府部门采取了密切关注并读懂市场信号的灵活方针。密切监控市场信号使佛山各级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到全球供应链正在进行的剧烈结构重组,并据此制定应对政策,如改善住房和医疗,将农民工纳入地方服务体系,以及化大力解决污染过度问题等。

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还推动佛山民营企业完成了艰难的结构调整过程。比如,佛山陶瓷业从一个肮脏、耗能 、无规模经济的行业转变为一个清洁、节能、整合良好的部门,这主要依靠的是地方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高标准。与此同时,中国东北老工业区的地方政府在解决产能库存过剩、负债过重、交易成本过高和技术升级缺口大等供应侧结构改革问题的进展却远不如人意。

中国正日益认识到城市的力量与潜力。佛山的经验证明,如果能够读懂及适应市场,城市拥有独一无二的力量,既能支持增长——包括通过培养竞争、推进创新和淘汰落后产业——也能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处理污染、打造能从容应对颠覆性技术的人才资源 。中国要管理好其城市化过程,就需要适应而不是试图控压市场力量。佛山提供了一个经受过检验的宝贵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