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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复兴还是堕落?

“从整体上讲,欧洲的大学没有能够为改善这片大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必须的知识和创新能量。”这一充满激情的论调是一本新发行的手册的介绍,我借用这本手册的副标题“复兴还是堕落”来概括我的思考。

手册的两位作者一位是曾任《金融时报》编辑、并即将出任英国工商业联合会首席执行官的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还有一位是在英国石油公司任职的英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战略和政策发展事务的副总裁尼克·巴特勒(Nick Butler)。他们两位都不是学术领域既得利益者的代表。他们关于欧洲的说法也许同样适用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尽管肯定不适用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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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伯特和巴特勒找到了欧洲大学必须尽快解决的四大弱点。他们呼吁:

  • 在今天的高度一致中融入多样化的因素;
  • 激励大学追求成功的积极性,其中包括制定更高的目标;
  • 少一些官僚色彩,多一些自由和责任;
  • 最为重要的是为欧洲大学提供更加充足的经费,使其更为接近美国大学占国内生产总值2.6%的经费水平,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欧洲大学的平均经费只有美国大学的一半。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为上述分析所隐含的前提令人信服。为什么要给大学以如此的关注?据说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知识社会”之中。这也许是对的。而且,大学教育也是年轻人在今天信息作为成功关键的全球化环境中能够谋得职位的最好的保障。

但是,当今使50%甚至更多人口殚精竭虑谋得大学学位的教育制度是否最适合应对21世纪的危机,关于这一点本身就没有定论。许多工作实际上不属于“高科技”范畴,相反,用英国人阿达尔·特纳(Adair Turner)的话讲,它们是无需大学教育却需要“亲密接触”的服务性岗位。还有更多的岗位介于上述两类之间。因此,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拥有多种教育机构的灵活的教育制度,而不是让二分之一的人获得所谓的学术学位。

即便我们能够满足于让每代青年人中的25%走上学术之路,欧洲的大学仍然要克服自身的一种不良倾向,那就是根据商业社会的需求来界定自己的目标。事实上,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的大学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这种倾向对商业社会和大学都非常不利,前者失去了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文化财富,而后者也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迷失了真实世界中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

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为高等教育提供包括学费在内的更为充足的资金援助,但是在美国以外的很多其他国家,这样的做法还没有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也不是有了钱就万事大吉了。美国大学最伟大的比较实力是来源于它们的人际关系特色。教师们都对工作认真负责。他们与学生深入接触,而不是热切地盼望利用休息日和假期来从事自己的研究。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师,而不是为了全心全意搞研究项目而鼓吹“教研合一”的理念,希望教学能够不花力气就水到渠成的纯粹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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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多如牛毛的非正式合作是美国大学研究氛围的一大特色。人们经常会面的地点不仅限于实验室和研讨会,还包括公共休息室和咖啡馆。他们不会被严格的等级关系捆住手脚,也不会被一大群助手包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也不会被狭隘的项目和身边的项目小组所束缚。尽管对学术职务、对期刊和其他媒体上文章的刊载和对一般意义上的提升机会竞争都同样激烈,人们相互之间还是能够像同事一样地互相交谈。赴美留学的博士和博士后学生对这一点的印象最为深刻,其次是曾经在英伦三岛留学的学生。即便回国后曾经的陋习又故态复盟,有过英��留学经历的学生对这种平等关系也深感怀念。和其他很多领域中一样,不仅是欧洲、就连日本、韩国、以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也需要放松僵硬的体制、改变僵化的习惯来避免堕落、酝酿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