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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管理与经济增长

新德里——至少到目前为止,欧洲日本长期经济危机最有意思的方面是缺少严重的社会冲突。虽然工人罢工、群众游行、民众对政治领袖的愤怒越来越强烈,但抗议活动基本都采用和平的方式。

尽管上述情况可能改变,但社会的和平必须归功于选举(“把无赖丢出去”是发泄民愤的一种非暴力方式)、灵活的民主立法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当发达国家面临逆境时,上述制度成功地调解了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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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明发展速度慢的主要原因或许是贫穷国家缺少应对困境的制度。经济增长掩盖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但潜在的社会紧张情绪往往在经济低迷时期激化或者暴露。

为什么共患难比共富贵难度更大?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许应该从人类心理中寻找答案。如果消费是一种习惯,那么收入损失就很难承受,人们因此可能想竭力避免,而境况较好时争取额外收益则显得没那么重要。此外,因为冲突可能破坏发展机会,增长势头强劲时人们会觉得损失难以承受。比方说,工人与管理层争吵可能吓跑投资者,进而丧失启动新项目的机会。但如果根本不存在新的投资机会,争吵的成本就会因此降低,因为现有的厂房机器已经属于沉没成本的范畴。

不管冲突为什么在经济不景气时尤为突出,社会以何种方式应对取决于冲突管理制度的能力和质量。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已经证明多年增长疲软往往在穷国成为内战的先兆。即使在和平确立后,这些国家再次陷入冲突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不出所料,这些国家往往冲突管理制度薄弱,表现在执法不严、无法坚决执行民主原则,以及缺乏对政府的有效制衡。同样,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研究发现1975年后增长大幅下降的国家其共同问题是社会分裂和冲突管理制度不健全。

机制运行顺畅的社会将贫困的负担用可以预期的方式进行分配。比方说,身处逆境的民众可以依傍明确的社会安全网络——比如最低限度的失业保障。近年来,美国联邦及州立法机构随着失业状况的持续允许在更长一段时期内领取失业救助。

同样,债务人和债权人可以依赖可靠的破产程序来确定相对的损失份额。有了明确的制度性机制决定以何种方式分担痛苦,就没有上街游行的必要。

相反,如果体制过于薄弱无法提供可以接受的常规解决方法或保护现有利益,人人都按捺不住多分一杯羹的冲动。此时结果就取决于各方的相对议价能力,而并不取决于预先存在的隐性或显性的合同。但谈判往往陷入破裂。每个人的境况都因为罢工、停工、甚至暴力冲突而变得更加糟糕。

没有可靠有效立法或法律制度的国家能否更好地预防经济衰退?

一种方法是执行有限依赖法律制度的解决之道。比方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合同实际禁止雇主解雇工人。这被视为低效之举,因为企业在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无法及时调整。

人们往往将类似的禁令归咎于裹挟了经济的强势工会。可如果迟缓腐朽的法院让遭到无理解雇的劳动者失去了法律追索权,或许由针对违规行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实际执行的解雇禁令是保护工人免受雇主专断损害的唯一方式。

因为政府安全网络建设滞后且私人保险市场尚未成形,岗位任期也可以作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这样,一份缺乏灵活性的合同可以在企业拥有议价优势的情况下对工人起到保护作用。

这种僵化的做法也并非没有任何代价。一旦经济低迷,太多企业将会倒闭,因为它们无法甩掉包袱。此外,明知道不能解雇固定工,企业就会选择不扩大规模以躲避政府机构的监控。或者他们可能雇佣没有权利的非正式工人,再或者贿赂检查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孟加拉服装厂的生产安全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用僵化的劳动法保护工人可能造成受保护岗位奇缺的意外后果。印度应当就属于这种情况,那里多数工人没有权利,而少数正规部门根深蒂固的大企业则愿意大笔投资减少人员雇佣,以避免雇佣受保护的劳动者。

改革绝非易事。受保护工人没有理由放弃他们的好处。此外,在尚未建成替代应急安全网和司法补偿制度的情况下撤掉刚性保护无疑会导致冲突。另外,有一些保护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大多数工人不受保护就需要改革以避免更激烈的冲突。

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改革不仅需要改变僵化劳动法等具体举措,还需要改革立法和司法等基本制度,以使其更适应民众的需求。如果发达国家民众想在经济增速缓慢和高失业面前聊以自慰,那么他们应该想想没有现有制度,情况该多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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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述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