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

坎布里奇—乌克兰当前的危机是美国外交政策缺乏现实主义造成的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自由派渴望传播民主是推动北约向俄罗斯边境扩张的原因，导致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日益受到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普京要求一个类似于门罗主义的美国曾经在拉美划定的势力范围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种现实主义论点存在一个问题：北约2008年决定邀请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最终加入联盟（由小布什政府大力推动）很难被称为自由主义，也不是由自由派所推动。在提出这样的论点时，现实主义者指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法律主义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没能阻止二战的爆发。

因此，在 1940 年代，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学者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外交官警告美国，今后必须将外交政策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正如摩根索在 1948 年所解释的，一个“国家无权让谴责侵犯自由的道义反对阻碍成功的政治行动。”或者，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的话来说：“国家在一个自助的世界中运作，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的最佳方式是尽可能强大，即使这需要采取无情的政策。这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如果生存是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那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这一方针有一个著名的历史案例，丘吉尔 1940 年下令攻击法国海军舰艇，杀死了大约 1,300 名英国盟友，也不让舰队落入希特勒之手。丘吉尔还授权轰炸德国民用目标。

但是，尽管许多观察家以英国的生存受到威胁为这些决定辩护，但他们也谴责 1945 年 2 月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因为那时欧洲的胜利已经确定。丘吉尔可以在战争初期援引生存的必要性来论证应该暂时抛开一切道德规则，但他后来生存已不再是个问题时继续这样就做是错误的。

总的来说，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很少见，大多数领导人在选择他们驾驭世界的思想地图时会采取折衷。因此，当特朗普被要求解释他听说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时没有惊诧时说：“美国优先！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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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主义者将世界描述为好像不存在道德选择时，他们只是在掩饰自己的选择。生存可能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是唯一值得坚持的价值观。今天的大多数国际政治根本无关生存。聪明的现实主义者可能不会敦促北约扩张纳入乌克兰，但也不会支持完全放弃它。

毕竟，聪明的现实主义者知道不同类型的实力。任何总统都不能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领导国内外；但实力不仅仅是炸弹、子弹或资源。有三种方法可以让别人做你想做的事：强制（大棒）、支付（胡萝卜）和吸引（软实力）。对实力的全面理解包括所有这三个方面。

当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将一个国家与某些道德立场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就会赋予软实力。但由于软实力行动缓慢，而且本身很少充分，因此领导者总是会动用强制或支付的硬实力。他们必须牢记，单独使用硬实力时，其成本可能高于与吸引力的软实力相结合时的成本。罗马帝国不仅依赖于它的军团，也依赖于罗马文化的吸引力。

在冷战初期，苏联在欧洲享有很大的软实力，因为它曾与希特勒抗衡。但是，当它在 1956 年和 1968 年使用硬军事实力分别镇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自由运动，将这种善意挥霍一空。相反，美国在二战后将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与通过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复苏的援助相结合。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它的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当它们被其他人视为合法时）。就美国而言，软实力常常因为美国总统用来解释其外交政策的叙事而得到加强。例如，肯尼迪、里根和奥巴马制定的政策吸引了国内外的支持，而尼克松和特朗普在赢得美国以外的支持方面不太成功。

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里，制定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太多的现实主义者止步于此，而没有承认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可以做出重要贡献。因此，现实主义是外交政策的必要但不充分的基础。

问题是度。从来没有完美的安全，政府必须决定，在其将自由、身份或权利等其他价值观纳入其外交政策之前，需要确保多少安全。外交政策选择常常使价值观与实际或商业利益冲突，例如美国决定向威权盟友出售武器，或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时。当现实主义者将这种取舍视为类似于丘吉尔袭击法国舰队的决定时，他们只是在回避棘手的道德问题。

但拜登总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他今天的外交挑战是找到一种在不放弃乌克兰或维持美国软实力和联盟网络的价值观的前提下避免战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