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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死亡螺旋

比什凯克——过去一年袭击土耳其的系列恐怖事件正在下个月该国民众即将举行新宪法投票之际导致这个曾被视为中东地区民主、世俗典范的国家陷入到死亡螺旋之中。从前占土耳其GDP10%以上的旅游业正在萎缩,同时外国直接投资注定会大幅放缓。上述效果将相互叠加,从而产生一种很难打破的恶性循环。

土耳其政府控制的媒体和大批民众认为是西方国家的邪恶之手在作祟。观察家却往往将土耳其的困境归咎于该国无力实现传统伊斯兰教和现代西方趋势的融合,以及叙利亚冲突等外部事件。但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决策同样加剧了土耳其面对恐怖主义的脆弱性。

埃尔多安第一个这样的决策目的是促成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因此他容忍包括伊斯兰国新成员在内的战斗部队跨越土耳其南部边界进入叙利亚而几乎不采取任何举措。他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些战斗人员对土耳其自身安全造成的威胁,尤其当伊斯兰教附属团体的诸多参与者对土耳其怀有的敌意并不逊于阿萨德。

重启土耳其与库尔德人多年未决的内战是埃尔多安第二个致命的决策。在总统任期早期,埃尔多安曾主动接触库尔德人,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平息了主动的敌对行动。

但因为2015年6月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因此造成这位总统与库尔德工人党(PKK)叛军之间的敌对关系公开恢复。埃尔多安的冒险策略使得正义与发展党凭借那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仓促的临时选举重新夺回了议会多数席位,但因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内战的潘多拉魔盒被重新打开。

尽管上述两项决策起到了负面作用,但土耳其安全部队继续保护其国内不受伊斯兰分子和库尔德恐怖主义的影响依然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埃尔多安的第三项决策彻底葬送了这种可能性:埃尔多安主动选择与法土拉·葛兰决裂,这位外籍传教士颇具影响力的追随者——也就是所谓的服务(Hizmet)运动——多年以来一直是埃尔多安最重要的同盟军。

大约六年间,葛兰运动分子一直协助艾尔多安驱逐那些不肯忠于其柔性伊斯兰主义,却对土耳其世俗和民族主义理想宣誓效忠的军队、警察和其他公共部门干部。但在2013年,埃尔多安开始打击葛兰主义者,因为他怀疑他们参与了密谋反对其自身的行动。

去年7月那次短命的政变激起了埃尔多安的复仇欲望,并针对军队和安全部队组织了大规模的定点清除。尽管政府起诉企图推翻它的人天经地义,但埃尔多安的所作所为却非常过火,对与葛兰运动可能有最微弱潜在联系的人进行追责。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军警部队的战斗力遭到了严重削弱。

在伊斯兰和库尔德团体威胁不断加剧之际,埃尔多安的做法完全违反了土耳其的实际需求。也许埃尔多安应当想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对红军军官团的清洗,正是那次清洗导致苏联防御力量薄弱,从而使阿道夫·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苏联成为可能。

土耳其现在已完全落入个人政治掌控——并在多重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就算局面向最乐观的方向发展,土耳其的力量也将遭到严重削弱,无法再继续发挥已经掌握了近一个世纪的地区领导作用。而在最悲观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将陷入崩溃,从而将包括叙利亚和目前滞留土耳其的他国难民在内的大量难民送入西欧。

并非所有人都对土耳其的不幸局面感到困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或许就对该国的转型感到非常高兴。在普京的世界观中,与西方结盟的成功民主国家才构成最大威胁。这恰恰是土耳其过去的写照:一个迅速采取行动深化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民主、合理繁荣的国家和长期北约成员国。

现在,土耳其正在沦为经济力量薄弱的专制政府,面对恐怖主义的蹂躏却无法自我保护,更不用说协助北约完成投射力量的任务。这对普京而言是梦想成真的时刻。(这对俄罗斯的盟国伊朗也是好消息,伊朗只会对其地区主要非阿拉伯逊尼派反对力量陷入动荡持欢迎态度。)如果土耳其的恶性循环导致新一波难民涌入欧洲,进一步破坏欧盟稳定,那当然再好不过。

我并不是想说普京策划了土耳其的衰落。他不必这么做。像埃尔多安这样的领袖很容易落入普京的现代专制主义陷阱,现代独裁主义利用假新闻和民主陷阱来支撑统治者的个人力量。普京所要做的仅仅是提供灵感,也许还有不时建议埃尔多安该怎么做。

除土耳其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同样被普京所迷惑。我们将会亲眼目睹在经济实力、地缘相对隔离和强大制度武装下的美国面对普京恶性实例的影响是否能拥有更好的保护。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