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还是脱发？重新定位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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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 – 理想世界中，我们为治疗某种疾病而花在医学研究上的经费应该是和此病的严重性和受此疾病困扰的人数成比例的。而现实世界中，医学研究的90%的经费集中在仅10%的引起死亡和残疾的全球性疾病上。
换句话说，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全球疾病负担”的十分之九的疾病仅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医疗研究在为之努力。结果是，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没有新药可治的疾病，而药品公司却投入数十亿的资金来开发治疗勃起功能不良和脱发的药品。
但是，因此而指责制药公司却是过于简单了。制药公司只有在预计到销售该药能赚回成本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开发一种新药。如果这些新药针对的是那些影响富人或生活在有全民健康保险的国家的人的疾病，药厂就能为新发明的药品注册专利。在20年的专利期限中，他们会垄断药品的销售，保证了药品高价。
如果制药公司针对的疾病仅仅是困扰那些付不起高药价的人，那就无望收回研发成本，更妄谈盈利了。无论药厂的总监们多么地想致力于开发针对于人类生命最大杀手的药品，现有的财务回报体系却意味着，如果他们这样做，股东们就会抛弃他们，或公司不久就会倒闭，这样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说，问题是出在体系上，而不是出在因体系做出选择的人。
八月在在奥斯陆召开的会议上，全球健康促进，一个由卡尔加利大学经济学教授Aidan Hollis和耶鲁大学哲学和国际事务教授Thomas Pogge领导的非盈利组织，推出了一项激进的新提议以改变药厂开发新药获得回报的体系。他们建议政府出钱建立一个健康影响基金，这个基金可以按药厂的产品对于减低全球疾病负担所做的贡献，来付钱给药厂。
该基金不会取代现有的专利法，但是会提供一项变通。制药公司可以继续和现在一样为它们的产品注册专利并进行销售，而变通的是，他们可以向健康影响基金注册另一种新药名，基金再按照此药的生产成本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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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厂有资格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基金获得一部分款项，而不是靠高价出售药品盈利。至于获得的数额，会通过评估该药对降低死亡和残疾的贡献来计算。
次项提议的妙处在于，它从经济上支持了每个人的生命都同样宝贵的理念。药厂注册在健康影响基金的药品，企业无论是在挽救极度贫穷人们的生命，或是挽救富裕国家的富裕公民的生命，都得到了同样的回报。
这样，最有赚钱潜力的目标就对准了夺取最多人生命的疾病，因为在这个领域，突破性的新药才能对全球健康做出最大影响。而且，制药公司会有更大的热情去生产药品并在尽可能低的价格销售，因为只有当穷人能买得起，药才可能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公司也能允许无专利的廉价复制药品在欠发达国家制造，因为这能让药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健康影响基金将以此奖赏注册该药的公司。
据Hollis 和 Pogge教授估计，每年需要60亿美元才能使该基金向注册针对穷人的药品的药厂提供足够的资金激励。如果要达到这个数字，需要占世界经济总量三分之一的国家，比如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或美国，再加上两个小的富裕国家，拿出他们国民总收入的0.03%，或者说是从每100美元中拿出三分钱。那不是个小数目，但也并非遥不可及，尤其是考虑到，富裕国家也能从廉价药品中获益，也能从旨在消除疾病而非盈利最大化的医学研究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