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ald Trump with senators Jim Watson/Getty Images

特朗普的自愿共犯

纽约—1933年2月20日,一场秘密会议在戈林的柏林庄园内举行。包括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弗雷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弗里茨·冯·欧宝(Fritz von Opel)在内的20多位德国顶级产业家听取了希特勒的演讲,他承诺他们的资产可以在他的统治下保全。因此他们同意支持纳粹党两百万帝国马克,这是一笔巨款,几乎足以支付即将到来的竞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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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几乎没有坚定的纳粹。他们是德国绅士俱乐部(Herrenklub)的成员,该俱乐部立场非常保守,但不属于国家社会党(National Socialist)。但在狭隘私利的驱使下,他们成为希特勒的帮凶。

他们也因此成了犯有集体屠杀罪行并最终毁掉他们的祖国的犯罪集团的帮凶。他们的公司本身从奴隶劳工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称绅士俱乐部是“痛苦潮流的引领者”。但这并没有妨碍弗里克和其他人在战后短暂地服刑后再次兴旺发达。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是纳粹独裁者(尽管他的一些亲信幕僚对过去的法西斯和纳粹所提出的一些观点颇为敬仰)。但他对他理应保护的民主构成了威胁。他不断地抨击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鼓励包括新纳粹在内的群众暴力。转发英国极端分子发布的反穆斯林视频只是他的出格之举的最新例子。

许多为特朗普“站台”的共和党政治领袖,甚至在竞选中为他提供资金支持的亿万富翁们,也许在私下里都有些担心白宫危险的反覆无常和自我陶醉,正如绅士俱乐部的绅士们可能也曾经对那位身穿滑稽可笑的棕色制服的暴发户嗤之以鼻。但除了极少数例外,政客们一直在支持他——出于相似的原因:掌权并给他们的支持者赚更多的钱符合他们的狭隘私利。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最近被参议院通过的税收法案。一旦该法案被众议院通过并经特朗普签字正式成为法律,那么大企业和巨富们将大大获益,而穷人和弱势群体将受损。据无党派立场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测算,美国金融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到2027年将产生大约1.214万亿美元的新增赤字。

这应该视为特朗普对相对较穷的州的农村选民和中西部锈带城市选民的背叛,他们最需要联邦政府的帮助来免于破产和保持健康。他们最有可能成为巨富们变得更加富有的垫脚石。

当然,今天的美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不尽相同。左翼思想家常说,法西斯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和法西斯对于自由资本主义都不十分友好。

纳粹和法西斯也不是为了只让寡头受益。平心而论,大企业在这两套制度下都能兴旺发达,特别是从采矿和军事支出中盈利的公司。但是,除了受到迫害的少数群体和异见分子,许多普通老百姓都能从政府计划中获益(更不用说对被征服的国家的洗劫了)。

1933年团结在希特勒和戈林周围的产业家门被一个凶残的流氓政权收买了。德国军官团亦然。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希特勒利用资本家来达到他的邪恶的目的。

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的情况看上去则大不相同。特朗普在竞选中用了民粹主义叙事,煽动群众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的怨恨,包括那些华尔街的资本家。他还不断地迎合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其他感到被当代社会抛弃的人的情绪,将他们遇到的问题归咎于自由派和不受欢迎的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

但在特朗普的世界中,谁在利用谁还不好说。醉心于降低公司和个人税收和打压劳工组织和联邦政府的富豪捐助者们——比如查尔斯和大卫·科赫(Charles and David Koch)兄弟,或赌场大亨谢尔顿·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似乎正在操纵特朗普,而不是反过来被特朗普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像是克虏伯和欧宝(甚至有过之),代表着一种摆脱了一切必要的约束的资本主义类型。这在特朗普崭露头角之前很久便已经初具端倪。整个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里根的“供给侧”减税和去监管化时代。

在短期,富人和美国公司或许能够表现出色。股市可能在一段时间里继续走牛。但从长期看,在赤字阴影、国际贸易协议被撕毁和重要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支持全面不足的情况下,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为了眼前的金融利益而充当显然是民主的威胁的总统的帮凶,这绝非爱国,并应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在经济上,这也是毫无意义的。

亨利·福特是反犹主义者,他和纳粹的愉快合作一直持续到1942年,并领导着反对与希特勒开战的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但他有一个洞见是特朗普的企业优先共犯们所不会遵循的。“福特主义”意味着工人足够富有,买得起他的工厂所生产的汽车。特朗普的税收法案将让数百万潜在消费者变得更穷。这对企业可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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