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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大多数?

维也纳—奥巴马说得对,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选择的对象是民主本身。但是,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出奇制胜希拉里·克林顿,现在我们能确定大多数美国人是反民主的吗?投票给克林顿的人如何面对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新政府?

如果克林顿获胜,特朗普很可能拒绝承认新总统的合法性。克林顿的支持者不会上演这样的戏码。他们可能会指出特朗普输掉了普选,因此不能说赢得了压倒性民主授权,但结果仍然是特朗普当了总统。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不会主要依靠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政治来 应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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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克林顿支持者应该聚焦于用新方法吸引特朗普支持者的兴趣,同时坚决捍卫感到受到特朗普日程威胁的少数人的权利。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捍卫自由民主制度,如果特朗普试图削弱制衡的话。

要想克服艰难选战后加剧一国政治分歧的经常出现的陈词滥调,我们需要准确理解特朗普作为极端民粹主义者是如何吸引选民,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的。运用正确的话语,以及最重要的,可信的政策方案,这一自我意识可以再次改变。今天的“无产阶级特朗普”(Trumpenproletariat)们不会永远败给民主,克林顿说,她称他们是“不可挽救的”(但她也许有一点是对的,其中一些人决定继续成为种族主义者、“恐同”和“直男癌”)。

在此次选举周期中,特朗普做出过无数极具冒犯性又显而易见的错误陈述,这导致他有一句特别具有揭示性的话完全没有被注意到。在5月的集会上,他宣称“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因为他者等于什么都不是。”这是一句暴露其民粹主义本质的话语:存在一种“真正的人民”,即民粹主义者;只有他忠实地代表这一“人民”;其他所有人都可以——事实上也应该——被排斥。这与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不同人物所采用的政治话语属于同一类。

注意民粹主义者的常用伎俩:他首先构建出一个象征性的人民,从这一构造中,他推演出人民的单一的真正意愿;接着他宣布——如特朗普在7月的共和党大会上所言:“我为你发声”(并且故作谦虚地说:“我一个人就能解决”)。这是完全是一个理论过程:与民粹主义拥趸有时的观点相反,它与来自普通人民的真实输入完全无关。

一个单一、同质的人民,他们不会犯错,只需要一个真正的代表来合适地实施他们的意愿,这是一个幻想——但这个幻想可以应对实际问题。认为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在查韦斯和埃尔多安出现之前一直是完美的多元化民主国家是一个错误。没收和剥夺权利的感觉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在委内瑞拉和土耳其,部分人口确实系统性地处于弱势,或者说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的低收入群体对政策几乎毫无影响,也没有人在华盛顿为他们代言。

再次注意民粹主义者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他不会要求更公平的制度,而是告诉受压迫者,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民粹主义者要用身份宣言(claim about identity)解决许多人的利益被忽视的问题。特朗普的话语特别悲剧——也许也是最恶毒——的影响是他让许多美国人将自己视为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被委婉称为“另类右翼”——现代白人至上主义——的群体的代表是他的竞选阵营的核心。他通过中伤少数群体以及——与所有民粹主义这一样——将多数群体描绘成被逼迫的受害者来煽动共同的仇恨。

特朗普并未就此打住。他显然成功地获得了代表人民的权利。但代表绝不仅仅是对先验需求的机械式反应。相反,代表公民的权利也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识。让这一自我意识远离白人身份政治,回归利益领域至关重要。

因此,关键不在于通过抨击甚至在道德上唾弃特朗普的支持者来确认他的话语。这只能让民粹主义者有效地散布“看,精英真的讨厌你,我们早就说了。并且现在他们是糟糕的输家”这样的话,从而得到更高的政治分数。因此,将特朗普支持者一般化地称为种族主义者或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把他们称为“可悲”和“不可救药”效果是灾难性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说,“如果你想给一个男人树敌,就告诉他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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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身份和利益往往纠缠在一起。在民粹主义面前捍卫民主的人有时也需要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禁区。但身份政治不需要诉诸民族性,更不用说种族了。民粹主义者永远是反多元论者;反对他们的人必须打造一个致力于共同理想和正义的多元论集体身份的流行概念。

许多人真确地担心,特朗普不会尊重美国宪法。当然,宪法的含义永远有争议,认为无党派偏见地诉诸宪法立即能让特朗普胆战心惊是天真的。但是,美国开国元勋们显然希望限制总统能够做什么,即使他有一个支持他的国会和倾向性 有利于他的最高法院。我们只能希望有足够多的选民——包括特朗普支持者——已同样的方式看待事物,向他施压要求他尊重美国宪政传统中不容讨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