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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民粹主义分道扬镳

伦敦—英国、法国、美国——谁才是政治异类?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去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民粹主义反抗全球精英的两起象征性事件。相反,法国选择的总统——马克龙是一位典型的“达沃斯人”——一位认同法国最精英主义的金融、政府和教育机构的以全球化而自豪的技术官僚。

但对于这些政治陈词滥调,我们必须三思,就像本月早些时候我离开英国竞选舞台,出席洛杉矶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时那样。米尔肯会议是美国版达沃斯论坛,但更加关注商业,并且美国政府有广泛参与,这些是达沃斯所不具备的。

在这里,我听了特朗普的重要经济官员的讲话——财政部长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也碰到了数不清的国会官员和商界领袖,我可以肯定,特朗普的当选只是暂时的反常。美国只是误入了民族主义怀旧主题公园,但它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未来和全球化的收益而非成本上。

米尔肯会议清楚地表明,特朗普无法实现他的大部分国内日程。锈带无法获得基础设施支出提升。美国与墨西哥和中国的关系也不会有多大改变。特朗普的主要税收方案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特朗普承诺的执政后立刻“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也几乎肯定要因为政治压力而演变为“改革和修补”。

在美国务实主义中沉浸了几天后,回归英国政坛让人深深感到抑郁。几个月前还并驾齐驱的政治道路正在变成各走一边。美国只用了100天就看透了特朗普的“另类现实”(尽管可能还没有看透特朗普本人),但在英国,几乎没有人质疑英国脱欧的另类事实,尽管6月8日的大选提供了一次意料之外的避免自我毁灭式的脱离欧洲的机会。

我们如何解释美国和英国公民社会对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一时风起云涌这一危险情况的反应如此大相径庭?在美国,对于逻辑不自洽、经济不诚实、外交不可行的政策,人们立刻爆发出反对和争论。民主党在国会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电视喜剧演员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反对,数百万进步派选民走上街头,媒体发动了不懈的调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Civil Liberties Union)在当局试图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24小时内就收到2,400万美元捐款。

最重要的是,美国企业立即开始游说阻挠一切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的特朗普政策。一位参议院最高层在米尔肯会议上透露,沃尔玛和其他零售商就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税收的政治成本问题“给我们的参议员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这消除了特朗普的主要保护主义威胁,也扼杀了他用“边境调节税”收入为大幅减税融资的希望。

而与美国的反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在去年公投后的无动于衷。脱离欧盟是一次远比特朗普政府的一切计划都更加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剧变,但英国脱欧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教条,任何挑战和质疑都无法近身。与企业竭尽全力进行反特朗普选举承诺的游说相反,没有一家英国大公司试图通过要求收回脱欧决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没有一家大公司公开指出公投并没有授予首相梅任何在英国脱离欧盟后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权力。

更糟糕的是,质疑英国脱欧的禁忌并没有从理性、经济或国家利益方面予以论证。相反,祭出的是“人民的意愿”这一大旗。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及其更加邪恶的对立词“人民的敌人”,在美国和��国都成为了一种修辞戳记。但其中有一个关键区别:在美国,这一源自法西斯主义的用词总是出自极端的边缘人士之口;而在英国,甚至主流媒体和议会辩论也常常将反对英国脱欧的人称为反民主阴谋家和卖国破坏分子。

文化因素或许可以部分解释美国应对特朗普的积极主义和英国面对脱欧的消极主义之间的反差。美国人在面临挑战时总想做些什么,即使希望不大。但英国人崇拜以“装死”(keeping a stiff upper lip)来不变应万变的英雄。

也许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在大选中是反对特朗普的,因此,美国不存在任何关于反对的民主合法性的质疑。事实上,特朗普在普选上输了2%——与1976年的卡特和2000年的小布什一样。

相反,在英国,英国脱欧赢得了微小但决定性的多数:52%对48%。许多成熟的民主国家要求英国脱欧这样的宪政意义上的改变需要压倒性多数支持,但英国从来不认为需要这样的制衡。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中,拥有议会多数的首相的权力只有一个限制:选民改变看法的权利。但如果任何试图说服选民改变看法的人都被抹黑成否定民主,沦为“人民的敌人”,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如果鼓励选民反思他们这辈子最重大的政治决定继续被视为对民主的背叛,那么英国将失去对永久性自残的唯一的保护。英国也将错误地走上怀旧民族主义(nostalgic nationalism)的不归路,而美国将重新与欧洲回归多文化全球主义的现代高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