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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对中产阶级的承诺

米兰—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赢得大选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长白人中产和工作阶级选民没能享受到过去三十年的增长模式的巨大收益。但他的政府正准备采取的经济计划尽管不乏积极之处,却并不能为他的关键票仓带来他所许诺的经济财富之轮的倒转。

特朗普向长期面临就业形势恶化以及停滞乃至缩水的真实收入——2000年以来这一趋势有加速之势——的选民群体许下了他的承诺。随着中产阶级就业岗位的减少,中等收入群体也随之缩水,这加剧了收入极化。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尤其严重,但实际上以各种形式在整个发达世界普遍存在着。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常规白领和蓝领岗位迅速被自动化,以及中低附加值岗位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后一种模式不但直接压抑了可贸易部门的收入和工资增长,也通过失业劳动力的溢出效应压抑了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

结果是中等和中低收入阶层出现劳动力盈余的情况,这与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盈余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在后一类国家中,劳动力盈余(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收入增长,哪怕经济正在扩张。劳动力议价能力的下降和真实最低工资的下降可能也是收入极化的因素,不过只是二等因素。

尽管中产阶级所面临的挑战早已耳熟能详,美国领导人始终无法充分理解中产阶级家庭的困难,更不用说实施有效的应对手段了。这导致了绝望情绪的增长——特别是男性——表现为劳动力参与率的不断下降,而健康问题、药物滥用、自杀率上升和反政府情绪又加剧了这一情况。

存在高企且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性的国家常常面临政治动荡和政策无效。随着政策制定越来越反覆、失去信誉、动辄遭遇僵局,增长也将受到影响,实现包容性繁荣的机会也随之渺茫。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政府感到做必须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政府干预对于应对如今发达国家工人所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这些问题无法仅靠市场解决。不管是通过重新谈判贸易安排、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还是促进再分配,政府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实现增长模式的再平衡。

特朗普政府如今面临至少两个重大挑战。一是引导政治过程远离效率低下的极化,转向可实现的更包容的增长模式目标。第二个挑战——建立在实现第一个目标的基础上——是响应帮助特朗普问鼎白宫的选民的合理担忧。

对于第一个挑战,截至目前的信号让人无法感到欢欣鼓舞。竞选过程对于参与者来说本质上是一个零和博弈。但治国不是。把治国看成零和博弈将造成僵局、政治分裂和无作为,不利于解决关键挑战的措施。

平心而论,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方案的一些要素,如果能够得到实施,肯定能产生积极影响。比如,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支持下,特朗普政府或许最终能够结束美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支持增长和就业的局面。

此外,特朗普所承诺的公共部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如果目标合理,能够提升私人部门投资的回报,进而提升其规模,而税收和监管改革将带来额外的提振。一些关于贸易和投资协定的重新谈判也有助于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再分配,但一切变化都远远抵不过保护主义。而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因为经济自发地调整结构以适应技术发展而获得支持。

但这些也许不足以抵挡挤压美国工人的力量。即使特朗普政府成功地提振了经济增长,从而遏制了“劳动力盈余”效应并创造了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仍然难以跟进。在技术变迁迅速而深远的时代,美国也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大力投入帮助工人适应新变化。

一个有用的第一步是大幅提高对培训、再培训和技能升级的支持。在《调整失败》(Failure to Adjust)一书中,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泰德·奥登(Ted Alden)观察道,美国用于再培训的投入只占GDP的0.1%,而丹麦高达2%。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在平衡效率、活力、结构弹性、竞争力和经济开放等当务之急与支持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的社会安全体系方面做得更好。

此外还需要一些收入再分配,从而让低收入工人能够投资自己——当他们连覆盖基本需要都难以实现时,很难做到投资自己。在这方面,有条件的培训和技能学习转移支付是大有裨益的。

全民高质量教育也十分关键。目前,当美国教育体系出现局部崩坏时,富人挽救了私立教育,公立教育被甩在了身后。这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次优。事实上,若不能在各层次同时实现高质量教育——从学前教育直到大学或同等学力职业培训——就实现包容增长模式就几乎无望。

最后,特朗普政府应该反思它所提出的大幅削减基础研究经费的计划,这将导致创新和经济活力步履维艰。裁汰前景黯淡的计划当然是可以接受的,打击既得利益亦然,但节省下来的钱应该用于前景光明的基础研究领域。

特朗普政府的当前经济计划也许有利于增长,但在包容性方面有所欠缺。贸易政策的变化不可取决于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增长模式再平衡。这样做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