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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信心经济

发自拉古纳海滩——金融市场似乎确信,最近商业和消费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回升将迅速反映在诸如GDP增长,商业投资,消费和工资等“硬”数据上。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却没那么肯定。而他们的疑虑是否属实则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极为重要。

特朗普的当选令积极经济情绪激增,因为他保证其政府将大力推行放松管制,税赋减免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三驾马车。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占多数的事实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积极情绪,因为这意味着特朗普不会面临奥巴马在任期间经常遭遇的那种处处被人掣肘的僵局。

商业和消费者情绪的激增反映了一个在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假设:放松管制和减税总能让驱动变革的增长型创业精神得到解放。(对美国以外的一些人来说,这种假设有时更像一种迷信。)

当然,情绪是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的。正如特朗普的“重商”立场可以提升信心,甚至有时会乐观过度,那种认为某位领导者持有“轻商”立场的看法也会导致信心下降。由于情绪会影响实际行为,这些方向性的转换也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其开创性著作《就业,利息与就业通论》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把“动物精”解释为“人类本性的特征,即大部分积极行为来自于自发的乐观主义,而非计算过后的预期,无论是道德,享乐还是经济。”领导通用电气20年的杰克·韦尔奇就是一例:他曾说自己的许多重大业务决策都不是依赖分析模型或详细的业务预测,而是“从直觉中来”。

但情绪有时无法准确衡量实际经济发展和前景。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所示,乐观主义可以演变成“非理性繁荣”,使得投资者将自身资产估值定义至脱离经济基本面的水平。他们可能能够将这些估值持续抬升一段时间,可一旦企业和经济体失去了这种情绪就无以为继了。

目前为止,市场对特朗普胜选的热烈回应(所有美国股票指数已经达到多个历史高点)—并未反映在“硬数据”中。此外经济预测员们也只是对其增长前景做出了适度上调。

证券投资者们试图用超越潜在经济上升表现的行为来回应动物精神上升的做法不足为奇。毕竟他们的分内事就是预测实体经济和企业部门的发展。不管怎样,他们都觉得自己可以在预期转向的情况下可以迅速扭转投资组合头寸。

但这对投资购置���工厂新设备的企业来说并非如此,除非公告开始转变为实际政策,否则它们的行为不太可能改变行为。但它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对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刺激就越弱,越多的消费者只得依靠提取积蓄来将自身积极情绪转化为对商品和服务的实际购买。

这还是在经济等待出台一个将政策公告发展成详细计划和持续执行的确切时间表的情况下。政治谈判和权衡往往会拖延些许时日,还可能会因不同政策排序的决定而加重不确定情绪。而既然特朗普政府决定从卫生保健改革开始着手(该事务在美国政治中本身复杂且高度分裂),就可能失去一些执行市场期待的那种财政改革所需的政治善意。

即便经济数据的跳升确实显现,但也可能难以持续,除非特朗普政府通过诸如教育改革,学徒项目,技能培训和劳动力改造来推进一系列提高长期生产力的政策。特朗普政府还必须避免采取破坏纵横交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跨境价值链的保护主义贸易措施。

如果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提升不能转化为更强大的硬数据,对经济增长和企业收益的未满足预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情绪下降,导致市场波动加剧和资产价格下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增长引擎可能熄火,殃及整个全球经济,尤其是当这些经济挑战促使特朗普政府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时候。

美国目前迈向更高经济增长的步伐还算比较坚实。事实上,通过激发经济体内的动物精神,特朗普政府为私营部门的很多大动作奠定了基础。但要做的事情不止于此。除非特朗普政府能够与议会通力合作,将市场推动的意图迅速转化为精密策划的行动,否则滞后的硬数据就会拖累信心,引来一阵远大于常规金融波动的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