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空洞的言论自由辩护

纽约——特朗普的律师和辩护人在对指控唐纳德·特朗普密谋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并继续执政的起诉作出回应时辩称，他只是在行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要想理解此案，就必须理解言论自由的终点和犯罪欺诈的起点。

事实上，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包括并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相反，许多罪行都隐含着对言论的限制。例如，向执法人员或陪审团撒谎，在产品并不安全的情况下谎报其安全均属于违法行为。任何人不得故意煽动迫在眉睫的暴力、不得故意诽谤他人名誉，也不得以露骨的性方式描述未成年人。上述及其他信息限制法律的存在有着充分的理由：它们能够保护社会免受重大伤害。

在自由民主国家，蓄意破坏选举制度可能造成最严重的伤害。这也解释了民主国家为什么会出台专项法律通过禁止在明知虚假的情况下或不计后果地传播明显虚假言论来保护选举合法性和公平性的原因。在许多州，任何人都不允许通过就如何投票撒谎或制造虚假选票来干扰选民的选举权。也不允许任何人在竞选关系、竞选声明或政治广告当中掺杂谎言。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就问题或候选人故意误导或迷惑选民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行为。

虽然政府永远无权压制具有社会价值的言论，但构成道德或商业欺诈的言论行为——其实应该叫“反言论行为”——应当遭到劝阻或禁止，从而防止出现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伤害。没人认为规定向联邦调查局撒谎或故意就企业收益及产品作出虚假声明为违法会影响到个人自由理念。上述保护措施为社会所带来的价值远超其成本。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提出的那样，规范旨在破坏民主进程的言论行为同样服从类似的逻辑。

许多时候，因压制受保护言论风险所引发的焦虑会掩盖同样令人信服、但有时却与之对立的需求，那就是，保护繁荣的意见和理念市场所需的最低条件。有时，威胁言论自由的国家行为的确造成了不可接受的伤害；但有些时候，就像监管煽动迫在眉睫的暴力或构成公众欺诈言论行为的法律一样，需要限制信息获取或限制言论才能防止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

维护选举过程的完整性是凌驾于政党关系之上的当务之急。自由民主社会有权采取适当步骤来保护选举的完整性。他们同样有权对不容忍行为报之以不容忍行为，因为，借用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话说，民主并不是一种自杀性协议。任何有效宪法的最高要义都必须是创造并保护该宪法制度生存和繁荣的最低条件。那些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放弃对阻碍有意义行使言论自由的非自由行为行使监管权的人均依赖于某个我们既不能也不应接受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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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管反言论行为并不意味着审查不受欢迎的想法，也不意味着压制令人不快的意见。其核心宗旨是保护民主的基础设施，以便自由传播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意见。这是（集体和个人）知情审议权得以实施的唯一途径。民主体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建立所有民众均可参与的沟通生态系统，而不会受到（国内和国外）剥夺政治沟通意义的蓄意努力的妨害。无法对审议本身保持信任的民主制度将无法长久存在。

那些通过故意颠覆民主对话而在选举中寻求不公平优势者将会失去民主对话本应受到的保护。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并不保护虚假言论。保护选举完整性及协商对话的民主理想与保护经济市场一样都需要上述限制。

缺少恰当法律和政治框架保障的自由承诺必定将成为虚言。维护个人尊严、自主权和言论自由的基本保障其基础必须是审慎评估造成不可接受的社会及政治伤害的几率。从这个角度看，刑事指控特朗普阴谋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符合包括第一修正案本身完整性在内的重要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