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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为美国企业喊冤

发自纽黑文——美国的企业税减免政策已是箭在弦上。虽然推动该项措施的力量在去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已经存在,但却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咒语将其一锤定音。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那些举步维艰的美国企业在没收性赋税及繁重法规的挤压下苦苦坚持——企业收益被锁死,资本支出,创造就业机会和生产力都遭受无情重压,还削弱了美国的竞争活力。很显然现在是让企业喘口气的时候了。

但该论点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问题的症结如今简单,为什么就从未尝试过这一修复方案?而答案也是出人意料的。

首先,哀叹美国企业收入低迷的论调本是言过其实。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的税后公司利润(技术上说,就是计入库存和折旧减扣后的当前生产税后利润)处于占国民收入9.7%的稳定水平。

虽然这相对于2012年11%的高点有所下滑——因为经济增长趋缓通常会给利润率带来压力 ,但不能据此将其称之为一个长期性收入问题。目前税后利润占GDP的比例远高于1980年代后的7.6%的平均水平,远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2016年第三季度公司税的走势(只占国民收入的3.5%)也支持类似的判断。虽然这个数字确实高于2000年后3%的水平(这是自1990年代中期2.9%开始最低的美国企业15年平均税负数),但却远低于1950~69年二战后繁荣时期5.2%的平均份额。换句话说,虽然或许可以批评美国公司税负过度复杂繁琐,但说公司总体税负过重就没什么理由了。

相反,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在2016年第三季度,工人薪酬——工资,薪金,附带福利和其他各式补贴(如社会保障,养老金缴款和医疗福利)——占了国民收入的62.6%。虽然这一数字较2012~14年期间的61.2%低点有所反弹,但比1980年后的平均64.6%的水平低两个百分点。换句话说,经济回报的摆锤已经彻底偏离了劳动者而摆向资本所有者一方——这对那些鼓吹要将美国企业从所谓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来说可不是个好论据。

那么又如何解释资本支出和创造就业的长期疲软状况(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企业负担过重的额外表征)?商业投资和就业增长无疑都是当前复苏的明显软肋,但在此存在一个突出的可能性,这些状况更多源自于总需求的巨大缺口,而非繁重税收和监管限制。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解决了关于商业资本支出背后驱动因素的争论:影响资金成本(利率,税收和法规)或未来需求的因素。需求驱动型模式(通过所谓“加速器”效应来操作)无可争议地成为首选。

这是合乎逻辑的。只有当企业预期自身市场在未来会有所增长之时才会扩产和雇人。但对于美国来说这也可能也有所夸张了。自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计入通胀因素后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额年均增长1.6%,比前面12年3.6%的水平整整低了两个百分点。事实上,当前时期是二战后以来实际消费增长最弱的35个季度。如果过去就是未来的序言——因为它是许多企业制定未来预期的框架——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强调可能就是缘木求鱼,没有解决消费者需求走弱的问题。

在竞争力方面也是如此。特朗普反复抨击说美国失落了其曾占主导的竞争地位。为了重拾荣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运动围绕着明确的保护主义承诺来制定,并在其就职演说中留下一句让人玩味的话:“保护将带来繁荣富强。

但是,特朗普口中那个曾经伟大的美国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的说法可与目前最有力的证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年度概要)不一致——该概要用114个独立竞争性指标对138个国家进行了详细评估。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美国在总体国际竞争力方面排名第三(居瑞士和新加坡之后)——且在过去十年中保持了同样的位置。纵使美国在公司税率,法规和政府官僚机构上得分不高;但在创新能力(138国中排名第二),公司研发支出(第二名)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第二名)方面的极高排名却完全填补了轻松地填补了上述缺陷。。

另外在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效率以及关于商业成熟度的几个指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分也是美国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统计中始终保持高排名的原因。简而言之,美国几乎没有丧失其竞争优势。

在理想状态中,理顺,简化甚至减少美国企业的税收和监管负担是好事。但企业并不是美国经济链中的薄弱环节;工人才是更脆弱的节点。在过去25年中经济回报从劳动提供者处急剧转向资本所有者。这比任何论据都有力地表明我们需要立刻重新对美国国家经济政策辩论中的优先事项进行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