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经济学的四个确定性

米兰—成功的全球经济化需要个体国家具备相当成功的增长模式。这便是二战结束后30年的情况：许多国家的增长率都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的收益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分享；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则降低了全球不平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黄金岁月。

当然，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仍在滚滚向前。但作为其基础的增长模式已经改变。受经济全球化所隐含的劳动套利以及破坏性数字技术的推动，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岗位纷纷消失，中位收入停滞不前，职业和收入极化加剧，尽管GDP增长依然强劲。这一新模式——它贯穿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21世纪后更是不断加速——导致了不平等性急剧升高，破坏了全球化的基础。

各国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过年采取措施降低不平等性，如通过税收制度实现的再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各种社会保险，以及支持有效的再培训等。这些措施的效果往往由文化范式、劳工的制度性议价能力、劳资双方彼此间的信任水平，以及政治对个人和企业财富的影响等因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