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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社团主义和创新之死

芝加哥—许多人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从左倾城市“精英”转向右倾农村“民粹”的转变。主流经济思想也在转变,从再分配的、有管制的社团主义转向类似于旧的干预主义的社团主义的思想。

这两个转变的背后是不满的选民。几十年来,美国人相信,科学进步以及随后硅谷的崛起让他们坐上了经济增长的魔毯。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已经十分缓慢。1996—2004年互联网繁荣只是这一趋势的暂时偏离。

假以时日,随着企业因为回报递减而削减投资,劳动生产率和时薪增长逐渐放缓,许多家庭中的工人遭遇失业。

这就是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曾经描述的“长期停滞”。它并没有对既成财富(established wealth)形成特别的影响,因为极低利率让股价一飞冲天。但很大一部分老百姓对于不重视重振整体增长的政府领导人日益不满。一些评论家甚至推断资本主义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现在,经济将走向资本饱和的相对静止状态。

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总劳动报酬(工资加福利)的增长略慢于总利润增长,而收入底层的平均工资增长又较“中产阶级”更为缓慢。但私营部门工人(生产和非管理层员工)平均时薪增长比其他群体慢得多。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相较女性显著下降。2015年,制造业占总就业之比只有1970年水平的四分之一。

美国锈带的制造业岗位流失让(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与父辈相比毫无进步。多年来,特别是在阿帕拉契地区,白人工人阶级感到社会对他们几无尊重可言。他们不再是家庭、社区或国家的顶梁柱,而高收入者没有付出应有的份额、其他人不工作也能获得福利的感觉更加加剧了他们的不公平感。

但他们的愤怒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男性失去了做有意义的工作、感受主人翁意义的机会;他们被剥夺了实现繁荣(通过获得在某样东西上取得成功的满足感)、并在自我实现的岗位上成长的空间。他们渴望获得想象和创造重要事物的地位。一些制造业的“好岗位”为这些男性提供新挑战、学习和相应的晋升的前景。零售和服务业的底层岗位无法提供这一前景。

在丧失“好岗��”的同时,这些男性也失去了他们的生活意义的核心源泉。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现美国人自杀和毒品相关死亡有所增加,这便是这一损失的证据。

要确定这一问题的合适解决方案,我们首先应该考察西方停止的基本原因。汉森在1934年的论文中写道,“长期停滞的原因是缺乏新发明或新产业;”我在我的书《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中指出,美国创新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衰退或收窄。

当时,美国的创新精神——对想象、探索、实验和创造的热爱——因为一种社团主义思想而被削弱。这一思想渗透到政府所有层级,取代了作为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的个人主义思想。尽管私人所有权仍然普遍,但如今政府控制着大量私人部门。拥有新概念的私人行动方常常需要政府批准才能创业;而进入既有行业的企业必须与往往能获得政府支持的老牌企业竞争。尽管硅谷创造了新产业,在短期刺激了创新速度,但它也不能幸免于回报递减。

欲重振创新,我们必须改变营商方式。即将履新的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应该着重于开放竞争,而不仅仅是削减监管。不幸的是,开放竞争目前并非特朗普的重点:他极少提及创新,而他的团队正遭考虑一个实际上可能破坏创新的危险方针。

首先,特朗普将美国工人的困难归咎于贸易而不是创新流失。诚然,一些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也同意这一看法。但尽管传统“创新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发生了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大幅下降的现象,但荷兰和德国等“贸易国家”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却在增加。这表明流失的创新而不是贸易才是罪魁祸首。

其次,特朗普认为提振税后公司利润的供给侧措施将提高收入、创造就业。但这一方针也可能导致公共债务飙升,最终引发深度衰退。

最后也是最糟糕的是,特朗普认为威逼公司(福特和开利)、利诱其他企业(如谷歌)能刺激产出和就业。这是对社团主义政策的扩展,这种社团主义除了20世纪30 年代的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经济之外绝无仅有。如果这一思维持续下去,企业部门就会发生更多的干预保护老牌企业、阻挠新来者。这将阻塞经济的动脉,其对创新的扼杀要远远甚于对老牌“局内人”的刺激。

决策者必须警醒于特朗普治下社团主义复兴的危险。这一针对当今经济停滞和困顿的方针可能成为创新——以及美国工人阶级——的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