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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特朗普假想的敌人

上海--2017年2月19日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就在香港回归中国还剩下5个月的时间,邓公与世长辞,未能实现他生前希望亲自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的夙愿。20年来,邓小平作为开启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领导人而被后人纪念。始自邓小平,改革与开放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

而在大洋的彼岸,自从推崇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总统入住白宫以来,看上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箭在弦上,白宫方面也摆出对在贸易中“占尽便宜”的中国实施严厉制裁的架势,指控中国操纵了汇率。接下来中美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未来数年中国将面对一个在经贸关系上更加强硬的美国,或许是确定的。

面对捉摸不定的局面,中国人常说,要稳住阵脚,做好自己的事。20多年前,也是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先生曾跟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说过,要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是的,就在几个月之前,稳住阵脚的核心是阻止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和稳定房价。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值得称道。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沿海一线城市近乎疯狂的房价被严厉的限制性政策所驯服,而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进入2017年之后也终于稳定在了6.8,让人忧心忡忡的短期资本的外流势头也得以抑制。而就在不到半年之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还在持续飙升,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牵动每一个投资者的神经,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的速度还在加剧,像抽水机一样在迅速降低外汇储备的水平,形势之严峻让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者不无担忧。看到资本外流导致约4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在短期内迅速落位,甚至有人开始建议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在汇率稳定与房价稳定之间做出取舍,就像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曾经不得不这么做一样,只能保住一个而放弃另一个。也有的经济学家建议保住来自不易的外汇储备最为重要,至于汇率,就交给市场决定去吧。

至少在去年年底这个时间,我们发现中国央行对这些建议依然无动于衷。人民币对美元继续贬值,一度跌破7这个心理关口,资本持续流出,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减少数千亿美元--央行看上去似乎是有意不干预汇率了。注意到这一点甚至让人怀疑央行或许是赶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尽力释放贬值空间。是的,作为强力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上任之后,人民币将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对美元升值的压力。在针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升起之前,容忍市场唱空人民币导致的快速贬值在短期也许是明智之举,可谓有备无患。

好吧,就算是吧。但根本问题是,人民币之前的升值是过了头的。给定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人民币虽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但是在过去很多年,人民币却因为盯住美元而造成了持续的升值,幅度超过35%。中国的央行显然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时过境迁,早些年将人民币重新顶住美元的安排已经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在这种考虑之下,央行于2015年8月决定抛弃之前沿用的给定中间价的参考作用,引入了一揽子市场汇价。但因为事先缺乏跟市场的沟通,与美元的局部脱钩当天立刻造成2%的贬值,并引发全球的恐慌。不过,这个备受争议的汇改却从此开启了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时间窗口,而且势必形成人民币恢复性贬值的趋势。

2016年11月特朗普的当选无疑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加快了资本的流出,到2016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大约贬值了15%。之后,中国央行开始行动起来,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出的管制,以便稳定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在此基础上,央行紧接着于2016年的最后一天顺水推舟,把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的参考货币篮子增加了11个币种,进一步降低了美元的权重,从0.264降到了0.224。这次改变总体上得到了市场理解和消化,得以平稳度过。这算是一箭双雕,汇率风波终于平息,没有酿出大祸,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目标也最终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特朗普接下来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如何自圆其说?也多亏中国央行在2015年8月早早做了这个汇率改革,算是有备无患的决策,否则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特朗普可能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

中国政府对短期资本流出的管制当然会受到批评,但应给予���分的理解和同情。实际上,在2014年之前,中国对资本的管制相当松懈,以至于企业和中国公民在资本项下的流出相对比较容易,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也受到鼓励。但中国始终保留了对资本跨国流动管制。就在数年前,要求放弃资本管制,尽快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流动的呼声曾经一度甚嚣尘上。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中国应该放弃资本管制、尽快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化,特别是当中国正在积极寻求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上海的国际金融地位的时候,资本管制是明显的制度障碍。但在以经济学家林毅夫和余永定为代表的反对者看来,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对正在追赶中的中国经济而言是危险之举,那些认为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是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断言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即便这么做可能明显有利于发达经济。

最终中国还是坚持谨慎地使用规模可以调整的QFII和QDII来管理短期资本的跨国流动。回应几年前美国和IMF要求中国开放金融的强烈呼声便是决定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在区内设立FTA账户等手段来监控短期资本的流动,继续维持对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的可控能力,而且不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和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制定出时间表。

中国是一个高储蓄且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仅这一点就能解释中国在短期资本跨国流动方面为何如此谨慎。谨慎行事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早在20多年前就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开放,境外长期资本的流入是被允许和鼓励的,因为这有助于中国的制造业崛起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直至2008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有条件地允许本土的企业投资海外,而那时候正是中国饱受资本流入过多和外汇储备过剩之痛,人民币也在此时期持续升值。自那之后,中国资本项目下的海外直接投资和经常项目下的资本流出(比如每年超过1亿人次的中国海外游客的消费开支)开始加速增长。

在2013年,中国政府不仅决定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而且倡议并谋划为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建立与亚太地区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网络(所谓一带一路倡议)。因为中国那时已经意识到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过多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战略性地考虑资本输出和实现类似美国马歇尔外援计划的时机基本成熟。

所以,很清楚,无论在汇率上,还是在金融开放的议程上,中国并不以美国为敌,也不是美国的真正敌人。中国似乎始终在按照结构再平衡的逻辑顺理成章地制定政策并谨慎推进它的改革。是的,如邓小平所指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方能防患于未然。中国人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